1912年至1949年史称民国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昌黎属直隶省公署统辖，由渤海观察使管理；1913年，属直隶省渤海道；1928年，直隶省改称河北省，昌黎属河北省；1935年昌黎被日本侵占，划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区建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1942年8月在滦河以东京沈铁路以北建立迁（安）卢（龙）抚（宁）昌（黎）联合县；1943年7月建立临（榆）抚（宁）昌（黎）联合县，8月建立昌（黎）乐（亭）联合县；1944年3月建立抚（宁）昌（黎）联合县，10月迁卢抚昌联合县调整为卢（龙）抚（宁）昌（黎）联合县。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撤销联合县，中共领导的昌黎县民主政府在姜各庄成立（后迁驻石各庄、荒佃庄等地），属冀东区行署第十三专属。
　　1945年11月至1948年9月，国民党政权在昌黎县城建立县政府。
　　1948年9月14日昌黎县全境解放，以后成立了人民政府。
　　一、国民政府时期（1912—1935）
　　从民国初到1928年，直隶省一直在北洋政府控制之下，由于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乡级组织十分混乱。这一时期昌黎乡村基层政权基本沿袭清末时期组织结构。当时，全县共有村庄（包括街）677个，划分为7个区（1907年划分），每区设正副区董。城关（县治）为第一区，辖东街、西街、南街、北街、东关、西关、南关、北关、东南庄及杏树园；蛤泊堡为第二区，辖村204个；静安堡为第三区，辖村95个；莫各堡为第四区，辖村87个；石各堡为第五区，辖村76个；套里堡为第六区，辖村117个；裴家堡为第七区，辖村88个。
　　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暂时统一了全国，国民政府于1929年6月颁布《县组织法》，该法规定：
　　“第六条，各县按户口及地方情形分划为若干区，除因地方习惯或地势限制及有其他特殊情形者外，每区应以十乡镇至五十乡镇组织之。”
　　“第二十八条，区置区公所，设区长一人，管理区自治事务。”
　　“第三十五条，区公所得用助理员，辅助区长办理区务。前项助理员，由区公所遴请县长委任之。”
　　“第三十六条，区公所执行区务得设置区丁，其数额由县定之。”
　　昌黎于1929年组织编村委员会。1930年7月1日，成立城镇乡区公所组织，共设7个区。第一区，区公所在县城北街观音阁，设区长1人，助理员2人，区丁4人；第二区，区公所在蛤泊街，设区长1人，助理员3人，区丁6人；第三区，区公所在靖安街，设区长1人，助理员2人，区丁5人；第四区，区公所在泥井街，设区长1人，助理员2人，区丁5人；第五区，区公所在姜各庄，设区长1人，助理员2人，区丁5人；第六区，区公所在新集，设区长1人，助理员2人，区丁5人；第七区，区公所在裴家堡街，设区长1人，助理员2人，区丁5人。各区每月分别有100—120元大洋归区长支配开销。至1934年撤销区级机构。
　　根据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的规定，区下设乡。村编成乡，是为小乡制。编乡以户数为基本单位，满百户之村编为一乡。不满百户之村，选二个或数村合并为一乡，以其中的大村为主村，并在此村设乡公所，替代清末民初的村公会或乡总官署，余者为附村。取消光绪初年以来存在的会首、村正、村佐、村长、村副等职位及称谓，统一为，主村出乡长1人，附村各出乡副1人。乡公所内有乡长1人，副乡长1—3人；监察委员会2—4人；息讼委员会1—3人。另有会计1人，户籍员1人，乡丁1—5人。有集市的村改为镇，设镇公所，有镇长副镇长各1人。其余编制与乡同。乡公所的办公地点有的在小学，有的在寺庙。
　　乡下为闾，乡镇居民以二十五户为闾，并设闾长。闾的下面为邻，五户为邻，设邻长。但一地方因地势或其他情形而户数不足时，仍以县政府之划定成为闾邻。闾邻长为民选义务职，辅助乡长副乡长办理全村学校、团务、公益、卫生、救济等公务。闾邻没有办公地点，有事仅在闾、邻长家中相商。
　　根据1933年河北省民政厅之统计，昌黎县分区编乡情况如表所示。
　　昌黎县分区编乡情况

区数	乡数	镇数	旧有警区	旧村数	旧镇数
7	401	19	5	747	11

　　193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432次会议决议通令各省市政府“提前切实办理地方保甲工作”。1935年10月4日河北省政府委员会第463次会议通过“编组保甲”规程，决定“清查户口”，推行保甲。此条例下达不足两月，遇到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脱离国民政府建制。因此，国民党的保甲计划在昌黎亦宣告夭折。
　　国民政府时期的昌黎乡村主要采用乡、闾、邻的层级结构，行政机关为乡公所。关于村民的刑事案件一般由县里处理，但乡镇自治施行法规定，乡民有违法者，乡长可先行拘留。村中的大多数案件均为民事纠纷，一般由息讼会或乡村官吏，族中长辈调解。
　　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期（1935.11—1938.1）
　　1935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蓟密区兼滦榆区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下，于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国民政府。1935年12月25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1937年7月制定“冀东各县乡镇居民联保规则”，目的在于“使闾邻居民相互联保，一家为匪，他家举发，庶可肃清盗源，辅助警团，维持治安，并养成自治人员与警团人员通力合作之精神”。至“冀东各县乡镇居民联保规则”出台后的1938年2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伪河北省冀东道合流。
　　由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存在的时间短，且汉奸们喧嚣一时的丑剧不得人心，农民们不愿听命于汉奸政权的旨意，加上建保甲需要保甲指导费，农民亦不愿承担，所以，昌黎大部分村，在此阶段基本上承袭国民政府时的闾邻制，保甲仅在城镇附近、铁路沿线的农村开始实行。据日伪昌黎县政府在1943年3月编印的《昌黎县政概况》记载，“彼时乡治自治简单而散漫，不过徒具虚名”。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8.3—1945.8）
　　这一时期有二种乡村政权并存，一是日伪的保甲制度，二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两面政权”和一面政权。
　　1.日伪保甲制度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伪冀东道合流后，继续推行保甲制度，但此后不到半年时间，冀东大暴动摧毁了伪乡村政权。1938年10月，大暴动失败，日伪卷土重来，开始强化对农村的政治控治。1938年1月，日伪建立保甲的工作全面展开。日伪建立保甲的层级结构为乡、保、甲。为了加强其对农民的控制和管理，日伪取消国民政府时期的小乡制，重建大乡。全县共设3个镇66个乡，分属5个警务区管辖。3镇是：城关、安山、泥井；66个乡是：中两山、梁各庄、裴家堡、卜家营、常家庄、大浦河、小蒲河、东钱庄、西沙河、虹桥、杨古泊、西张各庄、龙丰台、犁湾河、晒甲坨、蛤泊、莲花池、上庄、李贯各庄、马时各庄、杨家台、头百户、东蔡各庄、龙家店、大牛栏、木井、高各庄、杨黄岭、靖安、刘官营、总屯、前马坨、崖上、靳流河、中堡王庄、王各庄、六音、石门、朱各庄、新集、团龙、东史家口、大夫庄、槐李庄、王官营、团林、刘台庄、会里、会君坨、东腾远、莫各庄、刘林子、施各庄、董庄、姜各庄、茹荷、常坨、苇厂、朱家桥、荒佃庄、拗榆树、前后程庄、东西庄头、龙山、田上庄、赤崖。
　　伪乡公所为行政机关，行政人员为乡长1人、副乡长1人，事务员1人，司计员1人，自卫团班长1人，保甲事务员1人，书记2人。按日伪的乡镇组织法规定，伪乡长除承办县下达任务外，还负责乡内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文教卫生以及公益事业的开办，财经工作的安排等。伪副乡长协助伪乡长管理一切事物，并在伪乡长不在时代行其职务。保甲事务员负责推行保甲，考核保甲长，办理户籍，编造统计月报表，指导训练自卫团。司计员主要负责摊派数目计算、造制财政账簿，经手乡经费等。自卫团班长负责指挥训练全乡自卫团，指导自卫团巡逻、设卡盘查行人，维护交通设施，协助军警“剿匪”，协助调查户口。书记负责管理文书和乡中杂务。每乡还设立伪监察委员会，主要监督乡公所账目开支、乡公所职员有无“枉法”行为。
　　乡辖区域一般以10保为原则。辖12保以上为一等乡，辖10保以上为二等乡，辖10保以下为三等乡，二等乡比一等乡在编制上少书记1人，乡丁1人，三等乡则比一等乡少事务员1人，书记1人，乡丁1人。保辖区一般以10甲为原则，如一自然村有20甲以上，则编为2—3保，设联保主任。编保后如该村尚余6甲，可另加设一保，如不足6甲，则编入邻近保内。甲辖区域一般为10户，该村编甲后尚余6户可单列一甲，不足6户则并入邻近甲内。全县921个村编为846个保，8588个甲。
　　保甲为乡的派出机构。保内设保长1人，书记1人，会计1人。保长承乡镇长之命办理保内一切事物。书记负责保内文书缮写，会计管理账务与摊派事宜。保以下设甲长1人，甲长承保长之命办理甲内一切事物。
　　此外，1943年日伪还建立13乡联防处，设处长1人，13乡乡长为委员，1944年改为军事后援会，1945年8月解散。
　　2.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
　　1943年8月，临抚昌联合县在昌黎东部建第五区，设区长1人。1943年7—8月，迁卢抚昌联合县在昌黎西部建第七区，设区长1人。1944年3月，抚昌联合县在昌黎建3个区，各设区长1人，一、二区设副区长各1人。1945年8月增建1个区，为第四区，设区长1人。
　　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始于1939年夏，其最初形式是革命政权机构派人到日伪保公所任办事员。1940年又在日伪保公所添设武装班长，财粮委员，把保甲变成抗日“两面政权”。它的核心人员是办事员，掌管村中最高权力。保长仅为应酬敌人的行政人员，对敌开支必须得到办事员的首肯。这种地方的办事员在敌人来时隐蔽，由保长出面与敌人周旋。也有的“两面政权”由抗日政府派人担任保长，此人又承担办事员的责任。还有的办事员以保丁的公开身份进行活动，暗地为抗日政府主持工作。抗日政府还在大的乡镇设中心办事员（或小组），具体领导各村办事员，而中心办事员由抗日政府管辖。此外，武装班长负责抗战勤务，财粮委员相当于保会计，管理账簿与摊派数额的计划与分配。“两面政权”实际上是由日伪与我方两套班子来维持运转的。
　　随着抗日力量的壮大，“两面政权”不再适应形式的需要，于是被抗日一面政权村政委员会所取代，其成员由村民大会选出。村政委员会由正副村长，民政、财经、教育、调解、敌工等5个委员组成，共同管理村中事务。后来精简至3人。40户以下的村，仅设民政与财粮2个委员，不设委员会。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9—1948.9）
　　这一时期在昌黎仍然是两种对立的政权类型。一是国民党原封不动的对日伪保甲的继承，二是村政委员会向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发展。
　　1.国民党保甲制度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昌黎的乡村政权机构仍沿用日伪保甲制，设1个镇（城关镇）、68个乡。其中城关、两山、裴家堡等23个乡（镇），称为“收复乡”；距离铁路线较近的蛤泊、木井等25个乡称“半收复乡”，并在城内设流亡乡政府；距铁路远的刘台庄、赤崖等21个乡称“未收复乡”。乡、保、甲各机构所辖户数与日伪保甲编制一样。不同点是乡保公所的人员编制有所扩大。
　　乡镇机构设民政股、警卫股、经济股、文化股。人员配置为乡镇长1人，副乡镇长1—2人，民政股主任1人，经济股主任1人，文化股主任1人，警卫股主任1人，干事2—5人，事务员1—2人，雇员1—2人，情报通讯员3人，工友1—4人。民政股职能是：掌握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办理连保联座、土地行政、卫生保健、社会福利、劳役服务、调解民事纠纷等。警卫股职能是：掌握训练、指导、使用地方武装，组织通讯网、布哨、盘查、维持治安，兵役行政的调查与编组征集，协助司法警察等。经济股职能是：掌握修路架桥、管理农林牧副渔商，财政收支等经济建设事宜。文化股职能是：管理学校、民众教育、文化娱乐等。
　　一般一村为一保。保设保办公处，置保长1人，兼任国民学校校长和保自卫队队长，副保长1—2人。设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1人，分别由副保长、保自卫队副、合作社经理、国民学校校长（保长）兼任。保办公处还设事务员2人，其中1人管理杂务，1人办户籍。
　　2.解放区乡村民主政权
　　1945年10月，昌黎县民主政府将京沈铁路以南、滦河以东、洋河以西地区划分为7个区，辖527个村。一区，区公所驻地先在崖上后迁靖安，辖77个村；二区，区公所驻地大夫庄，辖53个村；三区，区公所驻地泥井，辖54个村；四区，区公所驻地先在团林后迁大蒲河，辖105个村；五区，区公所驻地新集，辖87个村；六区，区公所驻地刘台庄，辖58个村；七区，区公所驻地姜各庄，辖93个村。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在原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一面政权和“两面政权”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撤换了大批不称职的干部，另选有办事能力，忠实革命事业，深得人心的人员接班。同时健全完善各种机构，村政委员会改为村公所，所内设主任、副主任各1人，主管全村的斗顽反霸、分田地、组织参军支前、生产自救等活动。村公所一般设民政委员1人，协助村主任推行政务，负责调解，优抚工作；粮秣委员1人，专司粮草摊派征集；经济委员1人，管理经济、账簿、出纳；公安委员1人，下辖2组，锄奸组，担任反特防奸工作，交通组，负责传递情报；民兵队长，负责率领全体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组织站岗放哨，开展破袭敌人交通设施活动；农会主任1人，专管土改工作。解放战争初期村中最高权力机关为村民大会，其职能是议决村规民约，重大开支，讨论兴建项目，选举或罢免村中干部。此后不久村中“一切权力归农会”与贫农团。由他们负责整顿与改组村公所的工作，领导“清算复仇”，“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群众运动，实行议政合一制度。随着土改任务的完成，贫农团与农会这一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便由村民代表会议所代替。此后，贫农团和农会成为基层农民群众组织。村中行政机构恢复为村公所，其行政人员大致同上述。
　　参考资料：
　　（1）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2）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张厚安、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设的历史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5）民国二十二年版《昌黎县志》。
　　（6）1992年版《昌黎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