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之的是著名的剧作家、报告文学家，被人誉为是一位“忠诚于祖国，忠诚于共产主义，忠诚于文艺”的“杰出的戏剧家”，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共产党的优秀文艺战士”①，在他多年的写作历程中，共创作了《雾重庆》《保卫和平》，独幕讽刺喜剧《群猴》等40多个剧本，此外还创作了《1936年春在太原》等许多报告文学和散文、小说、杂文及论文等，计约250万言。他的创作生涯是同中国民主革命和解放事业息息相关的。他的作品充满了战斗精神，以深刻的理性精神和批判力量，猛烈抨击旧社会，愤怒揭露侵略者，同时以昂扬的斗志和燃烧的激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鼓与呼。他始终站在社会的前沿和战斗的前列，对社会生活进行敏锐地观察和深刻地洞视，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现实主义的笔触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正如茅盾先生在《您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的悼文中所说的那样：“宋之的同志自他投身于戏剧事业就是站在战斗的最前列的。他是共产党的优秀的文艺战士之一。他开始创作活动不过二十来岁，他的创作是和二十五年我国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紧密的联系着的”②。
　　宋之的1914年4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宋家口头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家境还算殷实，后因家遭不幸而导致家境衰落，难以为继。父亲只好将他寄养到绥远（今呼和浩特市）的二伯父家里。宋之的在那里考入了扶轮小学，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毕业后又考入绥远省立第一中学，接触到大量新文艺作品，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文艺的种子。他积极参加学校的游艺活动，尤其喜爱戏剧，初步显示了戏剧天赋。1929年，蒋阎军阀大战前夕，绥远时局动荡，宋之的被二伯父送回家乡，考入当时冀东名校丰润车轴山中学继续读书。那时的车轴山中学进步力量已经相当活跃，他积极向上，要求进步，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受这些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影响，宋之的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为他日后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0年春，因家庭经济拮据，宋之的已无力求学，只好中断学业，只身一人去北平寻找生路。在工作之余，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的文艺作品和《海燕》《拓荒者》等进步刊物，激发了他创作的欲望。5月28日，他首次以“宋之的”为笔名在《新晨报·副刊》发表了处女作《黎曙》，时年仅十六岁。同年夏天，宋之的考入了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读书，结识了于伶、陈沂等人，在他们影响下，参加了左翼剧团“呵莽剧社”的反帝公演。演剧活动的实践，使宋之的对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社会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对戏剧艺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并从此与戏剧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了北平学生反帝救亡公演，使他对戏剧的社会作用有了深切地体会，增强了他对戏剧艺术的兴趣。1932年6月，他与于伶等人组织成立了苞莉芭（俄文“斗争”的音译）剧社，并经于伶介绍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主编机关刊物《戏剧新闻》，批判学院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主张“戏剧反映人生，戏剧为分期阶层呐喊”，排演了《乱钟》《血衣》等抗日救亡戏剧，深入到工矿、学校进行宣传演出。
　　1933年，由于白色恐怖加剧，宋之的被迫中断了学业离京赴沪，参加了上海左翼剧联，组织并领导了新地剧社、大地剧社，演出了《压迫》《梁上君子》等剧目。同时还参加了夏衍领导的左翼影评小组，在《民报》副刊“影谭”上撰写影评。从此开始了职业文学活动。1934年8月，在随新地剧社赴南京演出，因参加进步活动和演出戏剧，曾两次被捕，后经营救出狱。在他出狱后，党组织安排他去太原担任西北电影公司和西北剧社的编剧。1935年7月，他在太原写成处女作三幕话剧《罪犯》（又名《谁之罪》），初步显示了他的戏剧创作的才能。1936年春，山西局势日趋紧张，阎锡山公开迫害进步人士，宋之的被迫重返上海，从事创作。先后在《中流》《光明》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报告文学、小说和短剧。9月20日他的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在《中流》创刊号发表，在文坛引起极大反响，被誉为与夏衍的《包身工》齐名的现代报告文学的奠基之作。这篇报告文学采用了近似集纳的方法，反映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军阀阎锡山的惊慌失措和强化血腥统治的丑态丑闻，真实生动地写出了日常生活背后的恐怖气氛。1937年5月，他创作了多幕历史话剧《武则天》。此剧以为武则天翻案为名，实际上是向贻祸极深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做猛力抨击的。此剧日夜兼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在中国话剧的演出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7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宋之的参加了集体创作的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并为导演团成员。同年10月，上海戏剧界组织救亡演剧队。他率上海救亡演剧一队赴南京、武汉、郑州、洛阳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剧的宣传和演出。此间，他创作了独幕话剧《黄浦江边》、多幕话剧《阳关之战》等。1938年春赴重庆，参加进步文化运动，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和重庆业余剧人协会负责人。同年夏天，时兼国民党军委会政治副部长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政治部三厅厅长郭沫若陪同下约见宋之的，肯定了他取得的成绩，并希望他能暂时少写剧本，多上前线作实地采访，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垄断。并特别提出希望宋之的到山西、河南等八路军活动地区跑一跑，宋之的欣然同意。1939年6月，宋之的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西北战场“作家战地访问团”，宋之的任副团长，与王礼锡共同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日前线访问。先到李宗仁的第五战区，然后又到了晋东南，采访了徐向前、周士第、彭绍辉等八路军将领，写下了大量的特写和报道。一年后，宋之的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回到山城重庆。在那里，创作了如通讯《从仇恨里生长出来的》等大量的作品，控诉了日寇的野蛮罪行。并创作了话剧《雾重庆》《刑》《祖国在呼唤》《春寒》等，与老舍合作创作了《国家至上》，与夏衍、于伶合作创作了《戏剧春秋》等。其中《雾重庆》1940年12月由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上演，盛况空前，从此“雾重庆”成为了国民党陪都的代名词。《雾重庆》深刻地抨击了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和大后方生活的腐朽，在我国现代戏剧史上是较早揭露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成功剧作，也是宋之的戏剧创作的光辉代表。此剧在排演时曾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在重庆、成都、桂林、香港和延安公演时，都得到观众的热情赞誉。
　　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宋之的与其他著名作家、艺术家飞赴香港，同于伶、金山等组织旅港剧人协会。先后演出了《雾重庆》和曹禺的《北京人》。日军攻占领香港后，宋之的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历经艰难险阻，又回到重庆，在夏衍领导下，与于伶、金山等共同组织中国艺术剧社，演出进步戏剧。1946年初，宋之的遵从党的指示，到上海协助于伶恢复上海剧艺社。同年4月去苏北解放区，9月被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分配到山东大学文艺系，任教授。是年秋，他创作了独幕讽刺喜剧《群猴》，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进行伪“国大”竞选的丑剧，在山东解放区演出时获得了很大成功。1947年冬天，因国民党进攻胶东，宋之的11月去哈尔滨，在东北文协主编《生活报》，并参加东北文艺协会工作，与张东川合作编写了新京剧《九件衣》。1948年3月，宋之的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年冬参军，随大军转战，以记者的身份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随军直至海南岛，后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研究室主任、武汉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
　　1949年夏，他以解放军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作协委员，剧协常委。1950年，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长、《解放军文艺》主编。195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此时，他的文艺创作达到了高潮，创作了剧本《打击侵略者》《保卫和平》。这两部作品大力颂扬了中朝两国人民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其中《保卫和平》在1956年3月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中获得演出一等奖，剧本创作二等奖，后来出现的京剧《奇袭白虎团》、电影《奇袭》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正当话剧观摩演出的繁忙之际，宋之的因劳累过度，突然病倒。1956年4月17日，他被肝癌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年仅四十二岁。
二
　　宋之的创作成就斐然，在他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最为突出的是戏剧创作，他一生共创作剧本40个，其中多幕话剧《雾重庆》《保卫和平》，独幕讽刺喜剧《群猴》影响最大。他在1935年发表处女剧作《罪犯》（又名《谁之罪》）。在这部三幕剧中，宋之的将审美的视角投放到生活状况日益恶化的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上，深刻地表现了民不聊生、啼饥号寒、惨不忍睹的悲惨生活的境况。剧中的主人公袁北里在学校读书时对生活充满了美丽的幻想，颇有些“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味道，但走出校门后艰难的生存境遇和残酷的社会现状使得他幡然醒悟。尽管他有大学学历，但生活无着，很快便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他无力养活妻儿，一家人常常吃不上饭，有病也无钱医治。善良、懦弱的袁北里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精神几乎陷于疯狂。最后，他用家里仅有的一床破被当了一角钱，买了一包砒霜将老婆毒死。这是多么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一幕啊！是什么将这个家庭毁灭的，将无辜的弱小逼入绝境的，是黑暗的社会，是残酷的现实。但这样的遭遇并不是袁北里一家，纺纱厂工人赵大妈的丈夫在吐血而亡后，她一个弱女人还要将养两个吃奶的孩子，还要扶持年迈的婆婆，生活艰难竭蹶、无力维持。煤矿工人刘建飞下窑被砸伤了腿，不能继续干活，立刻被矿主赶出了煤矿，没有了生活的来源；还有厨子、残废者等这些弱势群体都被逼到了生活的绝境，他们的家庭都面临着没顶之灾，生活无助和无望，乃至绝望，只能重复袁北里一家的悲剧。
　　作品在展示处于底层社会的穷困潦倒的生存艰难竭蹶的同时，也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笔法强烈地抨击了上层社会的冷酷无情、狡诈残忍的心态和行为。魏采忱作为多家公司的董事长，唯利是图，无情无义，当企业出现亏损时，他便把所有的损失都转嫁到企业职工身上，而自己却受不到任何损伤。正是由于他的冷酷和残忍，制造了袁北里、刘建飞等人的人生悲剧。而他的女儿却与他大相径庭，她心地善良，虽生长在富豪之家，却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她深入社会底层，调查贫困人群的窘迫的生活处境，还劝导父亲扶危济困、积善行德。但她的劝说打动不了自私贪婪的父亲，不会因此而改变资本家自私自利、贪婪成性的本性。正是在这贫富悬殊的生存境遇中，使得社会矛盾加剧、危机四伏，刘建飞的铤而走险做了强盗，就是因为生活所迫而致。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究竟是谁之罪呢？这正是本剧所要追究的，也是作者的创作目的所在。显然这种罪过是要上层社会的人们所承担的，正是他们的贪婪自私、冷酷无情制造了底层人们生存的悲剧。“《谁之罪》表现了宋之的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深厚的人道情怀。……表达了对底层人们勤劳善良秉性的充分尊重，对他们生存苦难的深深同情，对漠视底层生存权利的主流社会提出严厉质询，对上层知识分子人道情怀的缺失提出严正批判”③。
　　《谁之罪》虽是剧作家的处女作，但充分显示出了作者创作戏剧的天赋和才能。剧中人物性格多样、丰富多彩，如袁北里的正直懦弱，袁妻的贤惠内敛，魏采忱的冷酷残忍，魏露茜的纯洁善良，沈木园的趋炎附势，刘建飞的不惧邪恶。剧中的人物语言简洁生动，形象传神，充分表现出了人物各自的性格特点；剧情设计符合情理，在连续不断的戏剧冲突中，既给人审美的惊诧的又在情理之中，最后将矛盾冲突推向高潮。袁北里在生而无望的困境中竟亲手毒死自己心爱的妻子；刘建飞因生活无着而铤而走险抢了魏采忱的大公子。剧终时，两个人同时被警察逮捕，以认罪服法而告终，但余味深长。它在告诉人们，这些正直的人之所以如此是社会的逼迫、上层人的欺压所致，不解决这些矛盾，更大的社会危机就要来临，让人陷在深深地思索之中。
　　抗战时期，宋之的先后创作了《平步登天》《旧关之战》《刑》《祖国在召唤》《春寒》等大量的剧本，用以唤起民众抗日决心树立必胜的信念，同时在艺术上也十分精进。
　　在解放战争时期，宋之的所创作的独幕喜剧《群猴》和五幕历史剧《武则天》产生了轰动效应。1946年，他在山东大学教书期间，以国选为题材创作了独幕喜剧，该剧对国民党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竞选丑行进行了辛辣的嘲弄与揭露。故事发生在抗战胜利后某国大代表尚未选出的大城市，写为了拉选票，各色人等纷纷向有一定实权的孙镇长献媚讨好，送钱送礼，极尽巴结之能事，并端出自己的后台，互相炫耀是国家某个领导者的亲信，甚至不惜当儿子女儿小舅子，有的竟认美国人当亲爸爸，并互相攻击直至群殴，打得鼻青脸肿，当警察来查问此事时，众人却说在闹着玩，耍猴戏呢！并急作猴戏状。该剧极度漫画式的笔法和过于夸张的语言，有极大的讽喻意义，表现了作者的讽刺艺术才华。因此该剧反响巨大，被称为宋之的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说，《群猴》取自现实题材，而《武则天》虽取材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但该剧的目的是借古讽今、以古喻今。宋之的创作《武则天》的动机由来已久。最初来自他幼年祖父的醉骂：“武则天，大娘们，男盗女娼。”④到了1937年5月，他在阅读了大量有关武则天的历史资料后，写成五幕剧《武则天》。《武则天》的立意是写“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也就是男性中心的社会下，一个女性的反抗及挣扎”，着力探索武则天的雄才大略何以渐趋空疏变质，对男性的报复却愈益增强变态，一意孤行反致失败的社会心理原因。作者创作《武则天》的目的并不是“有意要给武则天做翻案文章，这种工作，我预备留给历史学家；至于我，因为所依据的史料有限，也仅仅是凭着自己的见解，给那中外倾往的历史上的怪杰，做了一个不尽忠实的描绘罢了”。⑤由于崭新的题材处理，鲜明的人物个性，使该剧在上海上演两月不衰，奠定了宋之的在中国当时剧坛的地位。
　　作者精心塑造武则天典型人物形象时，并没有掉入故纸堆里和前人的窠臼，拘泥于历史记载和传统的旧说，反而意在创新改造，他认为武则天是个女权奋斗者，所以精心选取了武则天不拘旧法、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改革叛逆精神的史实加以铺陈渲染，以集中展现在男权的社会里“一个女性的反抗及挣扎”。在剧中，武则天凭借自己的隐忍善变和机智多谋当上了最高的统治者。上台后，她立即对原有的执政理念和权利话语进行了大胆地修订和篡改。她鄙夷儒学的陈规陋习，主张消除性别歧视，下令“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为女权生存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并主张男女平等，改革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样，使得武则天的改革意愿、叛逆精神得以充分施展。但作者也从更深的心理层面深刻地揭示了武则天仇视男性心理形成的原因。这主要“因为她的父亲早丧，常受叔伯的欺凌。及至入宫，复被迫为尼，这种种环境上的影响，也许正是她窃位的根蒂”⑥。也许正是因为幼年的精神创伤，使得她留下心灵的缺损，所以在她攫取权力后便不择手段地报复打压、残忍杀害贤臣良将，甚至不惜杀死自己的女儿、姐姐。同时她还玩弄异性、藏蓄面首，这也显示出了她对男权政治的过激报复。就这样，宋之的就较为全面地塑造出了一个既具有反抗男权政治精神，但又深陷精神残损的误区而不能自拔的一代女皇形象。由于《武则天》对武则天叛逆精神的大力张扬，契合了当时中国女性争取自由权利呼唤男女平等的意愿，所以该剧由导演沈西苓搬上舞台后，“立刻轰动上海，女性观众尤为踊跃，连续上演两个月不衰”⑦。这正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武则天》实际上是接续了逐渐为抗战所中断的‘五四’传统中对女性问题的思索，”“这个戏是应当作一个妇女问题来看的”，“《武则天》这个剧本是写出了重压下的女性对于男性中心社会的一种反抗，在政治上、思想上、行为上，都有正确的意义的”⑧。
　　宋之的另一部名剧《雾重庆》完成于1940年9月，原名《鞭》，11月更名为《雾重庆》，由生活书店出版。剧本描写战时一群流亡到重庆的青年，腐败的社会现实，渐渐消磨了一群年轻人的热情与斗志，使他们沉沦于为衣食奔忙的碌碌无为的生活之中，他们在生活的底层挣扎、沉沦，有的去卜卦算命，有的去当交际花，有的去开饭馆，其结局都非常不幸：或因不善逢迎，患痨病死去；或走私发财，自甘堕落；或毁誉于政客手中。原本年轻有为的大学生，却蹈入了理想被毁灭，情感受挫折的可悲处境。剧作以此揭露了国民党大肆宣传的“陪都”重庆不过是国民党达官显贵的花花世界和腐蚀青年心灵、消磨抗日斗争意志的罪恶魔窟。同时，也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妥协性。这是抗战以来第一部深刻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罪恶社会的现实主义优秀剧作，同时也标志着他创作上现实主义的高峰，成为五四以来优秀剧作之一。其中《雾重庆》1940年12月26日由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上演，盛况空前，从此“雾重庆”成为国民党陪都的代名词。后来该剧在香港共演出五天十场，观众达到“人潮如涌，水泄不通”的程度，创香港话剧演出之新纪录。
　　《雾重庆》是最早揭露国民党腐败政治的力作。它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原因在于：一是创作上高度地逼近现实，它再不是以前高蹈式的或口号式的宣传鼓动抗日，而是在将创作视角放在最基层的民生状态上，通过流亡学生的遭际表现了战争给广大民众带来的苦难和创伤，从而从更广阔的视域和更深层次上揭示了抗战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引发他们认真思索抗战的前景与自己人生的前程的紧密联系，感召广大民众要人人关心抗战、积极参与抗战。二是强烈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流亡学生在重庆的不同命运深刻地批判了黑暗的社会现实，鞭挞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堕落。大学生苔莉成了投靠政客袁慕容的交际花，林卷妤成为小饭铺的经营者，沙大千成了发战争财的投机商，万世修成了蒙世骗人的算命先生，而老艾在贫困潦倒中则过早地失去了生命，而国民党政客袁慕容却过着骄奢淫逸的奢华生活，与流亡学生贫困潦倒生活形成巨大反差，在这强烈的对比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力量。揭示了消除民族危机、建设富强的现代民主国家的艰巨性。三是质朴、练达的艺术特色。全剧结构工巧，人物生动，语言机敏，给人以自然成戏的艺术美感，充分体现了作家质朴、练达的艺术特色。另外作者还特别注意戏剧意象的营造，追求真实的诗意、意境的创造、象征的运用。如《雾重庆》中的雾的意象就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各种人物的命运如浓雾一样缠绕在一起，也寓意着国民党政权的如浓雾一样混沌不清，人民看不到希望和光明。
三
　　宋之的不仅在剧本创作上成果卓著，在报告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上也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他共创作了一本小说集、两本散文报告文学集，以及创作了大量的报告文学、散文、小说、杂文及论文等，计约250万言。报告文学《1936年春在太原》则是他代表作。
　　宋之的的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被视为与夏衍的《包身工》齐名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代表作。《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题材来自宋之的在太原的一段亲身经历。1935年初，宋之的应邀离沪到太原出任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的编剧。1936年初，山西军阀阎锡山公开右转，肆意迫害进步人士。宋之的对此感到非常愤慨。回到上海后，宋之的时时想起在太原的经历，奋笔疾书，写成《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作品以辛辣的讽刺和浓郁的抒情笔调，真实反映了抗战前夕处于军阀阎锡山反动统治下的太原“流言所播，草木皆兵”周围布满了“恐怖的氛围”，人们在春天里感受不到春天的温暖，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的凄惨生活的境况，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对军阀的残酷、愚昧统治的愤慨和谴责。作品以第一人称“我”的见闻感受为线索，以喜剧性的笔法对反动军阀阎锡山在太原进行的恐怖政治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为了防止共产党混入太原，阎锡山下令严格审查每一个居住者，并按条件分别颁发不同等级的“好人证”。有个厨子因为是本地人等可靠条件而被发给最高等级的“好人证”。于是厨子感到高人一等而扬眉吐气，于是经常向别人炫耀一番自己的“好人证”，而且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厨子还把他的“好人证”镶了一个花边，且蒙了一层绿色玻璃纸悬在胸前，可是他却莫名其妙地被送进了警察局，还处罚了五元钱。原因是厨子违反了绥署关于“佩带好人证，不准罩以任何布面或纸面”的条例而成了当局打击的对象。作品就是通过这样的典型事例讽喻了阎锡山坐镇一方、专横跋扈地实施“防共”措施的恐怖统治。同时，作品也表现出了很强的艺术特点。如作品把写实与抒情紧密结合，如开头以“春被关在城外了”为起始，最后以“我是多么的怀念春啊”作收结，在逼真的叙事中流注着浓重的抒情意味，贯穿着一个个生动、具体的细节，以达到深刻揭露山西省的反动统治者的丑恶嘴脸。作品以新闻剪集方式，夹叙夹议，以“好人证”、“厨子”为交叉中心，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完美的篇章，语言幽默，行文流畅，好似一篇寓意深刻的散文诗。由于《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表现方法的灵活多样，富有张力，一改过去报告文学只偏重于报导事实而不注意艺术加工的缺点，所以它成为了报告文学的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后宋之的还创作了《新生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之访问》《墙》《长子风景线》《一个相识者的死》等报告文学。
　　除了上述报告文学作品，宋之的还创作了一些优美的散文作品，如《新芽》采撷了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几幅具有浓郁乡村气息的图景，表现了农民虽家田被毁坏但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精神。作品寓情于物、以物喻人，通过写树的勃勃生机来表现人物的自强不息的坚韧意志，文笔清新自然，富有诗意。如此时“正是槐花的季节。巨大的树干下飞舞着白色的小花，使得嫩绿的树丛连鲜艳的红实都为之减色了。山蝉喜欢在它那浓荫里咶噪，天空里有一种薄薄的淡淡的香息。”“火延烧的地方，树也焦了。但根却未断，心还未死。剥掉那焦煳的皮，还可以看见青苍的肉。并且，我意外的发现了几枝新芽。那么明年春天，这新芽还要生长起来吧！”正是通过这样的景物描写，表现出了中国人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存意志和抗争精神。《小夫妻》表现了抗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生态和心态的变化，揭示了农村妇女在战争的洗礼中精神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提高。大妞是童养媳，温柔贤惠，可丈夫铁蛋却很蛮横，不讲道理。男尊女卑、逆来顺受的传统思想在禁锢着大妞的头脑，是战争打碎了这精神桎梏。抗日政权建立后，男女平等，妇女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大妞参加了妇女救国会，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并敢于与欺负她的丈夫据理力争。后来铁蛋也转变了观念，报名参加了游击队，夫妻俩共同为抗日战争做贡献。这样，作品通过一对农村年轻夫妻的思想变化，表现了抗日战争对传统观念的改变、对旧有习惯势力的消解，对广大妇女的精神解放，充分调动了人们抗战的积极性。
　　宋之的也创作了一些现实性很强的小说，生动而又深刻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矛盾斗争。如他的处女作《黎曙》就是一部描写绥远农民种植鸦片的中篇小说。省政府为了筹备军饷哄骗农民种植鸦片烟。受利益的驱使，不堪贫困的农民向地主借债租地。待到洋烟已长出禾秧时官廷忽然宣布禁植鸦片并派人下乡来查，愚弱的农人自然又出了一番罚款。一年下来，经过官府和地主的压榨，农人不收反歉，生活的担子愈发沉重了。更可怕的是，有的农民因此而染上了鸦片瘾，身体垮了，再无法从事农作，还要耗大量的钱在买鸦片上，那样的境况可谓雪上加霜。黎曙的父亲老李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民。因为种鸦片，不但失去了土地，也毁坏了身体，只好靠租地来生活。但地里的农活只能靠年幼的黎曙去干，然后换来微薄的钱全由父母拿去买鸦片，此外还有时时遭受父母的打骂。他在劳作时又饥又累，最后昏倒在田地里。……作品通过黎曙一家不惜以种植毒品来谋取钱财的故事表现了由于自身愚昧无知而把自己逼上绝路惨状，揭露了官府与地主相勾结欺压农民的罪恶行径。
　　中篇小说《一场热闹》可视为他小说的代表作。它写的是一次征兵过程，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官场腐败风气和人民精神的愚昧怯懦，小地方的人情世相也表现的形态毕露。该作讲述了发生于四川嘉陵江畔浅水镇某村的一场征兵闹剧。兵役宣传调查组第三分队长成玉章奉命到某村进行兵役宣传调查工作。尽管国难当头，战事吃紧，但这个村庄的头面人物却依然沉浸在吃喝玩乐之中。成玉章的到来使如一潭死水的村庄泛起了几道涟漪。曹大老爷、王保长、僧克明等乡村势力完全不把乡村的前途、国家的未来命运放在心上，却把兵役宣传调查当作自己搜刮民脂民膏的大好机会，每个人都盘算着如何让自己在这次利益攫取行动中捞获最大好处。当王保长独吞了从壮丁勒索来的巨款后，没有得到好处的曹大老爷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一纸匿名信将成玉章、王保长以勒索巨款的罪名告到了胡科长那里，王保长只好送给胡科长五百块钱消灾免祸。成玉章虽然费尽了心力，凑够了一保九丁的数，但还是灰溜溜地离开了，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曹大老爷、王保长等人继续作威作福，而农民们却因为这场糊里糊涂的兵役运动而都增添了新债。小说精心塑造了负责征兵工作的分队长成玉章这个人物，并在他的身上灌注了作者深深的不满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成玉章是一个有着强烈救亡热情和历史责任感的青年学生，当他以新生力量冲击落后保守的乡村势力时，便显得软弱无力了，最后不得不向乡村势力屈服。这是小人物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那个社会的悲哀。
　　这部小说的语言自然、质朴，显示着宋之的小说语言的成熟，如它的开头：“一大早，地方上的人物们，除掉王保长，都先后在庙上会齐了。人物们对于王保长，并不敬重，但为了礼貌，却只好等着。”句式短小，非常口语化，琅琅上口，富有生活气息。
　　除此，宋之的在文艺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紧密结合于自己的文艺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只有真实的反映和指导了现实的作品，它的艺术价值才会最大。而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永远都不是那些炫耀技巧的匠人们所能企望的。匠人也许能制作一些精巧的东西，但他永不能像一个真实的艺术品那样使我们受感动。而艺术品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具有进步的革命观点和强烈的为人民的心胸！”⑨这无疑是正确而又精辟的。再如他的《论新喜剧》中注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他说：“许多感人很深的浪漫主义作品，经常是作者的漂亮的谎话。作品里所写的人物及他们处世的态度，实际上在现世界里是并不存在的。作者让他们作品里的人物较之现世界里的人物更进一步，以符合自己的想象。但不管这些，那作品对于人们的影响，却仍然是巨大的。读者并不追究现世界里有没有这样的人，而只注重于这样的人是否合于自己的理想，是否引起了自己向上的决心。”⑩在这里，作者提出了浪漫与写实的联姻问题，他在大力提倡一种以“喜剧型的英雄”为主角的新型喜剧的同时，明确地告诉人们：“这种浪漫的写实之于我们，是绝对必要的!”11正是作者在对于那种浪漫主义的“漂亮的谎话”的充分宽容和重新理解的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幽默喜剧才第一次正时提出了浪漫与写实的联姻问题。
　　宋之的作为现代文学史著名的戏剧家和报告文学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本，这不仅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助力，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学习和汲取，继承和延续。
　　
　　注释：
　　①②茅盾：《在宋之的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见《宋之的·互动百科》2008年1月30日。
　　③司敬雪：《1930年代河北文学史·第三章·第一节〈武则天〉〈雾重庆〉等话剧创作》，见司敬雪博客2006年10月12日。
　　④⑤⑥宋之的：《写作〈武则天〉的自白》，载1937年6月10日《光明》半月刊第3卷第1期。
　　⑦宋时编：《宋之的研究资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⑧董雪：《中国本土女性意识语流与宋之的的〈武则天〉》，《名作欣赏》（下半月）2009年第4期。
　　⑨宋之的：《〈清明前后〉演出前后——演剧生活的回忆》，见宋时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宋之的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版。
　　⑩11宋之的：《论新喜剧》，《宋之的研究资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