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报》是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区党分委在冀东创办的第一份党报，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敌后创办较早的地方党委机关报。它筹备于1939年末，创刊于1940年元旦，至1945年11月3日终刊，共出版 240期。但随后出版的《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和后来的《冀东日报》都延续了《救国报》的期刊号（1949年7月31日《冀东日报》终刊号为1138期），所以在报史上视《救国报》为冀东党报的肇始。
　　一、《救国报》创办的历史背景
　　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国民党当局先后与日本签定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市的大部分主权丧失。1935年，身兼滦榆区和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的殷汝耕叛国，11月24日在通县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声称自即日起“脱离中央，宣布冀东自治”。同年12月25日将“冀东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2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冀东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1933年12月，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孙永勤率16位农民举行抗日起义，几日内参加150人(约)。起义队伍初为名“民众军”，孙永勤为军长，在兴隆、青龙及遵化、迁安一带开始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半年后的1934年5月，民众军发展到约5000人，改编为“抗日救国军”。1935年8月，在冀东发生了民族英雄高志远刺杀大汉奸刘佐周的事件，震惊中外。从开滦矿区，到广大农村，抗日烽火成燎原之势。1938年6月，晋察冀军区所属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1938年7月，爆发了有20多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冀东抗日大暴动。
　　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从中央局起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指示要求，“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指示还特别指出，省委、区党委应建立自己的印刷所，以出版地方报纸。不能设立铅印机时，即石印油印亦极为重要。1939年冬，冀东区党分委在平西会议上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创办冀东的地方党报《救国报》，并决定选派共产党员崔林出任创办人。
　　二、《救国报》的创办人崔林
　　崔林，在一般的回忆录中都称他为《救国报》的第一任社长，但当时是否有过明确的任命或正式的职务，现有资料不能证明。但他是《救国报》的创始人这是没有疑问的。
　　崔林，本名马宗周，字承武，在玉田从事地下斗争时化名马吟南。1912年出生于玉田县马店子村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玉田师范讲习所。1928年毕业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1927年和1930年的两次玉田农民武装暴动。在第二次暴动失败后，掩护队伍撤退时腹部受伤。为摆脱抓捕，他北上哈尔滨，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期间，他通过社会关系，先后以家庭教师、航运公司职员、小学教师等公开身份为掩护，在《哈尔滨晚报》、电话局、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处争取团结了一批爱国人士和抗日积极分子，编印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内容的小册子《火线》，同时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手段，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号召人民奋起反抗斗争。后因叛徒出卖，遭到敌人通缉。
　　1935年，马吟南回到玉田县，积极参与恢复玉田的党组织，并担任玉田特别支部书记（一说玉田临时工委）。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中，马吟南在抗日联军新第五支队负责政治工作。接受创办《救国报》任务的马吟南化名崔林。在《救国报》工作三年多，从最初的艰难创办，到成长、发展、壮大，崔林展示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聪明才智。他不仅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他不仅是报社全面工作的领导，也是普通的编写人员。创办初期，所有稿件的统筹处理，编辑修改，都由他一人完成。社论、短评、时事述评的撰写，更是非他莫属。
　　在有关《救国报》社长崔林的不多的回忆文章中，还有对他个人优秀品质的评述。比如，按规定上级每月发给他10月生活费，他从未动用过，但当他得知编辑陈大远家中老母无人照顾，生活十分贫困时，立即决定从报社的经费中节约出10元钱，给陈大远母亲寄去。在残酷的游击环境中，为躲避敌人的“扫荡”，报社经常与敌人周旋于深山老林之中，有时隐蔽在冰冷潮湿的地道、山洞中，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崔林就组织大家讲故事、撰对联、赛诗、唱歌，用丰富多彩的战地文娱生活，鼓舞斗志，激励精神，坚持斗争。
　　1943年春，崔林调任冀热边特委任副秘书长。此时他化名李杉。1944年，冀热边特委机关在丰润县杨家铺遭日军突袭包围，时任特委秘书长的李杉在突围中牺牲。
　　崔林，不仅是《救国报》的创始人，也是冀东党报的创始人。
　　三、艰难的办报历程
    芦各寨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隶属遵化县，又毗邻丰润县和滦县，地处三县交界。村里有一个小学校，校长戴景初。在现有资料中，没有对这位校长政治面貌的介绍。但从党组织把至关重要的机关报社建在这里来看，这位校长是可以信任和依靠的，那么他的政治身份不是中共党员也是爱国进步人士。崔林的公开身份是芦各寨小学教师。刘海山是组织为他安排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校工。刻写员叫尹铭钰（化名齐树德、范捷民），公开身份也是教员。广播抄写员叫冯国玺（化名朱仁、杜风），公开身份是南山福益农场的养蜂工人。还有一位负责印刷、采购、发行的叫严德成（化名孔三华、刘敏），芦各寨本村人。以上五人，就是《救国报》最早的创办集体，也是党在冀东的新闻事业奠基者。
　　初创的《救国报》油印8开两版。全部内容在蜡纸上刻写，再用油印机手工复印。有回忆说，为了保密，报社挖了一个秘密地下室，作为印刷所和储藏库。也有回忆说，报纸的印刷是在严德成家的白薯窖里，在夜深人静时进行。印完后，严德成便背着报纸去发送。报社有一台普通的收音机，用作“电台”，抄收员从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中搜寻敌后抗日斗争的信息，也从敌人的反面宣传中寻找正面新闻。报纸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都在地下秘密进行，充满着危险和艰辛，遇到敌情，刻写的蜡纸、钢板，甚至已经写好的稿件，会匆匆埋在牛粪堆里。
　　一年以后，《救国报》的出版发行引起敌人的注意。1941年初夏的一天，日伪军突然对芦各寨村和小学校进行了一次严厉搜查。尽管没有损失，但《救国报》还是感到了危险。当时，距芦各寨约30华里的鲁家峪抗日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冀东党和抗日政府的许多机关部门，包括兵工厂、医院、后勤仓库都在那里。于是，《救国报》社于1941年夏天移驻鲁家峪。在这里，报社不再处于保密状态，办报条件和环境都得到较大改善，编辑部也得到充实加强。特别是本地和外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加入，使《救国报》编辑出版质量跃上一个新的层次，印刷发行也得到较大发展。
　　1942年，《救国报》经历了又一次浴火重生。这年4月，日军中将铃木启久率所属日军第一联队和伪治安军4000余人，围攻洗劫抗日根据地鲁家峪半月之久。《救国报》被迫停刊，全体人员躲入山里的火石洞。在这次扫荡中，报社有三位同志牺牲，他们是编辑布于，刻写员育才、石万。敌人撤走后，《救国报》社转移到燕山深处的承德县河南大峪一带。三个多月后的7月28日《救国报》恢复出版。复刊后的《救国报》出了两期悼念牺牲同志的专刊。
　　据当年冀东部队的报纸《尖兵报》编辑刘大为回忆，他和主编何畏从火石洞突围后辗转回到盘山根据地，曾在何畏的指导下编辑出版过一期《救国报》。何畏说：“因为敌人扫荡，这一期《救国报》不能出版了。时间久了，群众看不到党的机关报，会影响到抗日情绪。我们代替正在分散不能出报的编辑们出这一期《救国报》。”何畏还在这一期《救国报》撰写了题为《军民团结，英勇反扫荡》的社论，鲁家峪人民在火石洞中与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也及时刊登在这期报纸上。刘大为回忆，后来他们转移到冀东东部潘家峪一带活动时，还有村干部拿出这张报纸对何畏和刘大为说：“你们看，《救国报》又出版了，看来反扫荡快结束了。”
　　从1942年春被迫撤离鲁家峪抗日根据地，在日伪强化治安频频扫荡的恶劣环境中，《救国报》社一部分人疏散隐蔽，一部分人跟随报社机关辗转游击，在燕山深处的密林中，在滦河两岸的山洞中，吃野菜，冒风雪，在膝盖上写稿，也参与战斗，虽然不能定期，但仍坚持出报，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信心和斗志。
　　《救国报》从1940年元旦创刊到1945年11月，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坚持出版6年，共出版报纸240期。6年中，有15名报社成员牺牲，这之中就包括了《救国报》社初创时期5人战斗集体中的4人，他们是：崔林、尹铭钰、冯国玺、刘海山。另一名报社初创人严德成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四、《救国报》的编辑与出版发行
　　《救国报》创办时为周两刊，在游击环境中，有时出五日刊或七日刊，环境好时也出三日刊。日本投降前夕，曾不定期出版，版数也不确定，随编，随印，随发，几乎就是日报，最多时一天出4张报。
　　老报人肖玲有幸拜读过当年的《救国报》：“印出来的字清清楚楚，字体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整版报纸，清晰悦目。标题字有大有小，而且字体多样，有仿宋，有黑体，有正楷。版面安排也活泼，有时配合消息通讯，还附有插图。如1945年5月5日，在标题为《苏军占领德国十一个大城市，柏林东南德军被完全歼灭》的报道中，就附有地图，标有11个被占领城市的名称、位置和交通线。同年5月3日，记者孔祥均写的一篇英雄人物通讯，报上就印有英雄的半身像。地图和人像是刻字工人根据编辑绘的图和画像在木板上刻出来。”这一段记述，是目前唯一能看到也是最完整的《救国报》形象描绘。
　　《救国报》6年，在游击环境中坚持、发展、壮大，从8开两版，从社长、编辑、工人、发行一共五人，从一台手工油印机，一台普通的收音机，到鲁家峪根据地时，报社成员已有40多人，并且有了自己的电台和印刷厂。报社设有社部、编辑组、总务科、电台和两个印刷所。不仅印刷报纸，还承担了为党委机关印刷出版学习读物的任务。这时，报社还第一次有了专职的记者：管桦和任朴。而这时，《救国报》创办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1943年7月，冀热边特委宣传部长吕光兼任《救国报》社社长。9月22日，冀热边特委作出《关于健全宣传部门工作的决定》。决定《救国报》分别由各地委出地方版，特委另出《救国时报》（半月刊），主要登载政论文章，供各级领导干部参考。李运昌、李楚离、李中权、周文彬、吕光等组成“党报委员会”。
　　五个地区委分别出版《救国报》地方版，分别是：一地区委在冀东西部出滦西版，三地区委在冀东东部出滦东版，四地区委在冀东西南部出燕南版，五地区委在京山铁路以南出路南版，二地区委与特委及报社社部驻地在一起，所以由报社社部兼作滦中版的编辑、印刷和出版发行。至此，《救国报》油印五六千份，扩大了五六倍的发行量。
    从1941年进驻鲁家峪后，《救国报》社还陆续出版过通俗小报《老百姓》和综合性刊物《国防最前线》。原来由“抗敌文化社”负责编印的文艺刊物《文艺轻骑兵》也由《救国报》社出版。1943年，《救国报》社还出版过综合性文艺刊物《新长城》；1944年出版过32开本的油印时事读本《敌后根据地介绍》；等等。其中《老百姓》报影响最大。报纸也是八开两版油印，内容通俗、活泼、生动、丰富，设有许多小专栏、小板块，如“老百姓的话”“抗日英雄故事”“文化娱乐”等，还不定期刊登连环画、漫画、群众自编自唱的歌曲、皮影唱词等。《老百姓》创刊时的编辑是李海平（又名林岩、杨海峰）。李海平调走后，由布于接任编辑。布于多才多艺，有较深的文化修养，并写得一手好字，经他编辑并刻写蜡纸的《老百姓》报深受读者喜爱好评。社长崔林称赞，用布于刻写的蜡纸印出来的报纸，不仅是宣传品，更是艺术品。
　　1944年11月，《救国报》在鲁家峪东峪恢复工作，出《救国时报——临时版》。《新长城》杂志停刊。
　　1945年4月25日，冀热辽区党委发出《关于全党办报的决定》，决定“今后扩大篇幅，充实内容，改发铅印，真正把党报作用担负起来”，彻底实现全党办报的方针。
    1945年11月3日，冀热辽区党委主办的《救国报》改为《冀热辽日报》，为区党委机关报。
    《救国报》，顾名思义，是诞生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肩负宣传号召民众奋起斗争和牺牲、救国救民于水火为己任的具有特殊性质和特定责任的政党报纸。它的历史和价值，不仅体现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同时也体现在党的新闻事业开创与发展中。《救国报》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冀东的发展史。《救国报》的诞生日，就是党的新闻事业在冀东的诞生日。从那以后，在冀东，有了党的新闻事业，而且从那一天开始，党在冀东的新闻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从《救国报》《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到《冀东日报》，再到《唐山劳动日报》，一脉相承，承前启后，光荣传统，期待后人。
　　参考文献：《冀东革命史大事记》《冀东革命人物》《刘大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