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以及之后的一些地方志里，对清初的史事记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圈地”“投充”等事，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畿辅地区，包括永平府及乐亭县。但不知何种原因，这些记载行文草率，传抄马虎，让人不明就里，疑窦丛生。
　　在此，我们先来看一下四种《乐亭县志》是怎样记载的。
　　例一、2008年4月点校出版了《明清乐亭县志》，其中收录的《乾隆乐亭县志》有如下三条：
　　“三年，命兵部郝璧来圈民田给旗丁，以各卫屯田补民。
　　四年春，再圈民田。人户投充英、恭二王者半。
　　七年，诏释英王投靠人户，归籍为民。”（1）
　　例二、之后的《光绪乐亭县志》，沿袭了上述说法，但文字稍异，也录在下面：
　　“顺治三年，命兵部郝璧来圈民田给旗丁，以各卫屯田补民。
　　顺治四年，再圈民田，人户投充英、裕二王者半。
　　顺治七年，诏释英王投充人户归籍为民。”（2）
　　例三、1997年5月面世的《乐亭县志稿译编》，将上述三条“译编”为一条：
　　“顺治三年，命兵部郝璧来圈民田给旗丁（满人），以各卫屯田补给民田；翌年再圈民田；人户投充英裕二王者有半数；顺治七年诏释英王投充人户归籍为民户。”（3）
　　例四、1994年9月发行的《乐亭县志》，对此事的记载，发生年代与主要内容，竟有了改动：
　　“顺治四年（1646）（笔者注：原文如此，应为1647年），诏令郝璧来圈民田给旗丁，以各卫屯田补民。春再圈民田，将人户之半补给英、裕二王。本县民田多被圈占。”（4）
　　2001年5月，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了《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其中收录了七种不同时期的《永平府志》，即明朝有两种，清代有五种。为了说清问题，我们再看看其中清代的三种。
　　例五、在《康熙（18年）永平府志》记有：
　　“三年丙戌，命兵科郝璧等来永平，圈民田给旗下，以各卫屯田补民。
　　四年丁亥春，再圈民田。
　　七年庚寅，诏释英王投充人户，归籍为民。”（5）
　　例六、《康熙（50年）永平府志》中亦有：
　　“三年，命兵科郝璧来永平，圈民田给旗下，以各卫屯田补民。
　　四年春，再圈民田。
　　七年，诏释英王。投充人户，归籍为民。”（6）
　　例七、最后看一下《光绪永平府志》：
　　 “三年，命兵部郝璧来圈民田给旗丁，以各卫屯田补民。
　　四年，再圈民田，人户投充英裕二王者半。
　　七年，诏释英王投充人户，归籍为民。”（7）
　　从以上七例可以看出，需要说明的问题主要有：1、“兵部”“兵科”；2、郝璧、“郝璧来”；3、圈地、旗下、“旗丁”；4、英王、“恭王”“裕王”；5、投充、“补给”。现分别解释如下：
　　1、“兵部”“兵科”
　　兵部与兵科，虽然都带有一个“兵”字，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众所周知，兵部是六部之一，执掌武选、兵籍、军械、军令之政，直属皇帝。兵部之下设有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个清吏司。
　　兵科是清代都察院所属的监察机构，为六科之一。兵科负责监察军政，检阅兵部、銮仪卫、太仆寺文书等，属于独立机关。（8）
　　其实，若从圈地性质和诸司管辖的权限来看，兵部与兵科都有点“离题”，直接管理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事务的机构是户部，而户科即是户部的监察机关，“内外有陈乞田土、隐占侵夺者，纠之”（9），《清世祖实录》中介绍郝璧是为户科给事中，来参与圈地事宜，应是恰当的。
　　2、郝璧、“郝璧来”
　　从例五、例六得知，顺治三年奉诏来到永平等处圈地的清朝官员是郝璧等人。查《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内有“刑科给事中郝璧，为户科右给事中”等语，由此可知，当时没有“郝璧来”其人。
　　郝璧,字仲赵,号兰石,又号昆岑子,积石山人。生卒年不详。据现有资料推测,约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至清顺治末年(1662年)在世。他祖籍河北蓟州,先祖郝从政于明永乐初年由山东武邑(今属河北)县令谪戍兰州,遂安家于此。
　　郝璧聪颖早达，青年时代便负诗名，显名乡里，且有抱负。崇祯十二年（1639年），郝璧离乡赴京乡试，中举后到扬州为官。崇祯末年，郝璧又赴京参加“礼闱”会试。不久，明朝灭亡，遂又回扬州。入清后，以文才署太常博士，不久升为给事中，颇受清廷赏识和重用。顺治六年（1649年），郝璧迁安徽按察副使。晚年退隐扬州，潜心著述，整理旧作，所著《兰石集》顺治年间在扬州刻印。郝璧晚年清贫，客死扬州。死时，仅“遗书数箧而已”（10）。
　　3、圈地、旗下、“旗丁”
　　圈地，又称跑马圈地。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廷以解决大批入关人员生计为由，下令将京畿地区无主荒地及明朝勋戚庄田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二年十一月第二次下令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处。四年三月第三次圈地，涉及到京师三五百里内直隶许多州县，甚至扩大到山东、河南等地。（11）
　　所谓旗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八旗之下；二是借指旗人。例子很多，无需多说。
　　旗丁主要系指漕运的兵丁，因世系其业，官给田粮；亦指八旗兵丁。仅仅解释为“满人”是不确的。从历史背景来分析，圈地的目的，不单是为了旗丁一族，而是为了解决所有入关旗人的生活。已有多种相关的清史论文均采用了“旗下”一词，例子太多，也不用列举了。例五、例六的记载较符合事实，“下”与“丁”二字形近，或许传抄讹误，“旗下”是，其余皆误。
　　4、英王、“恭王”“裕王”
　　英王阿济格（1605—165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初授台吉。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从征察哈尔林丹汗、札鲁特，以功封贝勒。天聪三年（1629年），从征明。六年，从征察哈尔林丹汗。崇德二年（1637年）晋封多罗武英郡王。四年，从征大凌河、锦州各城。次年，败明总督洪承畴军。后以事削爵。顺治元年（1644年），从入关，败李自成起义军。晋封和硕英亲王，命为靖远大将军，趋陕西追李自成，以违令降郡王，旋复爵。八年摄政王多尔衮薨于喀喇城，阿济格赴丧次，以兵胁多尔衮所属使附己。丧还，上出迎，阿济格不去佩刀。还京师，议削爵幽禁，十月赐死。其子、孙降为庶人，削宗籍。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将其后人伯尔逊等各支子孙复入宗谱。（12）
　　据《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二记载，英王阿济格幽禁后，“其前所取叔王七牛录，拨属亲王多尼。投充汉人出为民，其家役量给使用”。就是说，英王被囚禁后，顺治帝下诏，将其此前接收的投充旗地和投充人口，全部退出，归籍为民。而在上述例六中，竟把此句点断为：“七年，诏释英王。投充人户，归籍为民。”英王至死也未曾获释，如此不加思考，随意断句，让人啼笑皆非。
　　恭王，即爱新觉罗常宁（1657—1703年），清世祖顺治帝第五子，康熙十年（1671年）封为和硕恭亲王，与议政。二十九年（1690年），在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战争中，受命为安北大将军，领兵出喜峰口，会同裕亲王福全，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南）,旋因未能穷追，罢议政。三十五年（1696年）噶尔丹复犯喀尔喀，随圣祖出征，参加昭莫多之战。四十二年（1703年）去世。（13）
　　裕王，有清一代，被封为裕王的，只有爱新觉罗福全（1653—1703年），是清世祖次子。康熙六年（1667年）正月，封裕亲王，与议政。二十九年七月，授抚远大将军，和安北大将军、恭亲王爱新觉罗常宁分道讨噶尔丹，率清军主力出古北口，于乌兰布通大败叛军。旋因未穷追，夺爵，罢议政。三十五年复从征噶尔丹。四十二年病故，谥宪。（14）
　　由此看出，上引方志史料中，英王当无疑问，且不说“恭王”“裕王”间有笔误，后两者均在康熙年间封王，显然与方志记载不符。
　　按“裕”与“豫”音同，从历史背景考察，顺治年间的“裕王”当为“豫王”多铎，是为清初八位铁帽子王中之一。查《清世祖实录》，不见裕王，只有豫王，便是佐证。
　　爱新觉罗多铎（1614—1649年），清太祖第十五子，多尔衮同母弟，时人通称九王。天命五年（1620年）为和硕额真。旋为贝勒，统正白旗。天聪二年（1628年）从征蒙古多罗特部有功，赐号“额尔克楚呼尔”。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封为和硕豫亲王。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授定国大将军。旋率师破扬州，下江南，俘南明福王，因战功晋封和硕德豫亲王。三年为扬威大将军，平蒙古苏尼特部。四年晋“辅政叔德豫亲王”。六年（1649年）病卒。被高宗赞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15）
　　5、投充、“补给”
　　最后说到投充一事，看来简单，其实十分复杂。
　　顺治二年（1645年），在实行圈地的同时，摄政王多尔衮下谕，允许各旗招收“贫民无衣无食者”，“准投入满洲家为奴”，以供役使。皇室及八旗贵族官僚遂大量逼民投充，一时形成近京数百里内，不论贫富，相率投充。为了逃避赋役，一些汉族地主为求得政治庇护，亦带地来投。（16）
　　投充的形式大致分为几种：一种是自身投充，不带财产，有时也不带家小；一种是带家小或少量土地；一种不但自己带地投充，又把别人土地也占夺投充。还有一种是合族的人和地一起投充到旗下。前两种大抵是贫民小户，目的在于寻求收养，或躲避圈地。后两种则是内地的“无赖棍徒”或“豪强大家”所为，目的是凭借满旗的势力，胡作非为。（17）
　　这些汉人投充后，立即丧失了平民的身份，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沦为奴隶的地位。法令规定，投充人即系奴仆，本主可以买卖。这样，投充人及其家属连同世代子孙，俱列入户部“奴档”，永远属于奴籍了。
　　由于投充可以免除赋役，清朝一度非常盛行。这就对清政府的赋役收入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顺治四年三月，清廷虽然下令停止投充，在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丝毫效果。对前面所说的英王幽禁后，朝廷将其接受的投充人口与土地，全部退出一事，就不难理解了。
　　上述例四中有“春再圈民田，将人户之半补给英、裕二王”一句，着实费解。查原始记载，原来是“四年春，再圈民田。人户投充英、裕二王者半”，例四条目的编者把这条史料的词序作了颠倒。
　　愚以为，虽然投充一时盛行，但这部分人只是全部“人户”的一部分，并非人户的全部。如直接写成“人户之半”，容易误解。我们只能说顺治四年在全部投充人户中，有一半投充了英、裕（豫）二王。
　　具体地说，英王、豫王到底接受了多少投充人数？
　　据《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九记载，摄政王多尔衮收受的投充人数有八百人之多。清史大家王钟翰先生据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史料，找到英王阿济格共接受了三起投充人员，共有六百八十名（18）。豫王的数据虽没有查到，想来亦不会与多尔衮、阿济格等相差太多。
　　关于投充的内容，已经写了很多，不用再赘了。只是例四中的“补给”一词，简直匪夷所思。莫非其中有一“充”字，许有补充之意，遂臆为“补给”？唉，编著者不察史实，望文生义，应该引起警醒了。
　　乾嘉学派著名学者钱大昕，在其《潜研堂文集》卷十七中的《奕喻》文内写道：“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19）”大师的话，寓意深刻，令人难忘。本文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去伪存真，实事求是。文中如有错误之处，还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朋友们的指教是永远都会受到欢迎的。
　　注释：
　　（1）阚方正主编：《明清乐亭县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页156。
　　（2）《明清乐亭县志》，页378。
　　（3）《乐亭县志稿译编》，乐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年5月，页14—15。
　　（4）王文清主编：《乐亭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9月），页8。
　　（5）董耀会主编：《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5月），册5，页20。
　　（6）《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册7，页35。
　　（7）《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册13，页1185。
　　（8）徐邦达编著：《中国官制大辞典》，（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页309。
　　（9）《中国官制大辞典》，页147。
　　（10）参见《扬州晚报》，2011年6月22日B6版。
　　（11）郑天挺等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8月），中册，页2092。
　　（12）《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册，页6。
　　（13）《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册，页245。
　　（14）《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册，页689。
　　（15）《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册，页579。
　　（16）《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册，页2647。
　　（17）李洵著：《下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页417。
　　（18）王钟翰著：《清史续考》，（台北：华世出版社，1993年9月），页49—50；《王钟翰清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1月），册一，页148。
　　（19）（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月），页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