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日本军队从山海关至古北口沿长城一线向南进犯，扩大侵华战争，中国抗日军民，依托长城迎击日本侵略军，中国史书上将之称为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抗战的爆发并非偶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侵略和中国爱国军民奋起反抗的产物。
　　一、长城抗战的历史背景
　　1、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既定方针
　　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就确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政策。1874年，日本派兵进攻中国台湾，此后逐步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甲午战争中，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１９２７年，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以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将来欲制支那，必须打倒美国势力为先解决问题”[1]。按照这一方针，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驻军进攻，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成立。日满勾结于1933年长城抗战前已占领我国东北大片河山，其侵略前锋抵近长城。越过长城，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是日本侵华行动的必然之步。因此，日本越过长城，扩大对华侵略绝非偶然，这是日本侵略者既定的侵华方针。
　　2、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长城抗战爆发的1933年，正值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巅峰之年，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和资源贫乏，经济危机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程度更深。“1931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约百分之三十二点四，重工业下降了约百分之五十，主要出口项目减少一半多”、“主要工业部门的工资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1931年，有三百万人失业。1931年比1928年罢工次数增加了一点五倍。农产品价格大幅消减……农民负债累累，约三分之二的农民失去了土地”[2]。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日本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转嫁经济危机、转移国内阶级矛盾视线、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然选择。
　　3、对华北战略位置和战略资源的觊觎
　　山海关至古北口长城一线的南侧地区，位于华北东北部，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发达的经济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越过长城扩大侵略的根本原因之一。长城东部以南地区，地处燕山余脉、冀东大平原和渤海交汇之处，是日本从其殖民地朝鲜进入中国内地的捷径，是沟通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咽喉要道。这一地区内的滦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一条黄金水道，“到抗战时期，滦河水运仍一度繁忙。日本国际联运航运小组统一了零散船只和装卸工人，从事大规模滦河水运”。从渤海逆滦河而上，可以进入华北内陆，滦河上运送的物资包括“口外的木料、药材、水果、香末、纸边、碎布头，还有热河八里罕的大烟土。上行船装载的货物有洋货，也有土产”[3]。北宁铁路（今京哈线）将哈尔滨、长春、沈阳、秦皇岛、唐山、天津、北京连成一体。抚宁城、卢龙、沙河驿、丰润城、三河城一线自古就是通往北京的“御道”。因此占领长城以南的这一地区，将之作为伸入中国内地的通道，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战略选择。
　　此外长城以南冀东地区发达的经济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成为日本侵略者亟欲占领这一地区的重要原因。长城以南的唐山一带，煤炭、铁矿、棉花、粮食资源丰富。唐山、天津是中国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天津的机器制造、日用化工，唐山的钢铁、煤炭、机车制造、水泥、纺织工业在中国闻名遐迩。中国第一台“龙号”蒸汽机车、中国第一桶机制水泥、中国第一座铁路大桥——滦河大铁桥、第一座近代化矿井——开滦煤矿均诞生在唐山。据民国《滦县志》记载：“津东工业，惟滦为盛”。唐山的钢铁、煤炭、机车、水泥、纺织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急需的重要战略物资。越过长城，控制华北的资源和工业，实现“以战养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首要选项。
　　4、中华民国政府失当的内外政策
　　长城抗战爆发前夕，中华民国政府失当的内外政策，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提供了便利条件。1929年12月31日，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中华民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统一后的民国政府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的建设之上，而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集中精力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军事围剿，国共两党进行了殊死军事决斗。国共两党的军事斗争损失了中国国防力量，造成中国东北边防空虚，给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义愤填庸，自发组织起抗日义勇军，开展抗日斗争，国民政府本该利用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汇同东北义勇军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但蒋介石却下令“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寻衅，我军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4]。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在外交上希望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把持的“国际联盟”出来主持公道。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国际联盟根本无法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中华民国失当的内外政策一定程度上给日本侵略者扩大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加速了日本军队越过长城的速度。
　　二、长城抗战的经过
　　1、山海关保卫战
　　长城抗战是从山海关保卫战开始的。山海关保卫战之前，日军在山海关的营盘就在东门外，南门外火车站驻有日军守备队，附近渤海海面上有日本军舰停泊。1933年1月1日，日军向驻守在山海关南关的东北军何柱国部进攻，并以此向山海关城四门逼近，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我守军用机枪猛烈阻击，近则以手榴弹爆炸，杀声四起拼命反击，六二六团一营三连连长关景泉战死。坚守东南城角及魁星楼附近之二连连长刘虞宸也壮烈牺牲。我南城守军伤亡殆尽。一营四连连长王宏元相继殉国。当敌军战车由南门冲进时，我一营营长安德鑫率两个班，奋勇反击，他慷慨激昂地向士兵宣誓‘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决不能过去，只有在我们的尸首上过去……安德鑫退至西关清真寺前壮烈殉国”[5]。由于敌强我弱，何柱国的部队退出山海关城，在山海关以西石河一线布防，山海关被日本人占领。
　　2、热河失陷
　　日军占领山海关后，没有从山海关直接西进，而是向北进攻北承德（当时为热河省），以便解除山海关一带日军西进的后顾之忧。1933年2月，日军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伪军十万人，以锦州为根据地进犯热河省（承德地区）。伪满洲国也发表“讨热声明”，跟从日军从通辽、鲁北、绥中三个方向进犯热河。热河是避暑山庄所在地、热河省省会，是东北和华北之间的战略支撑点，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畏敌如虎，部下也无心应战，虽然在相对应的三个方面设立防线，但是防守配备的兵力“有一半以上尚未到达防地，根本未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又加士气低落 ，真是将无决心，兵乏斗志。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了几下，又出动了几部坦克……汤部的崔行武即首先投降，万福麟的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溃退，朝阳亦即不守，三条阵线同时溃败”[6]。2月22日日军占领北票，2月24日占领开鲁，3月2日占领叶柏寿，3月3日占领平泉，汤玉麟于3月4日放弃热河，日军一百二十八人的先头部队没有遇到强有力抵抗，轻而易举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热河境内的大部中国军队撤退到长城沿线。日军占领热河后，以承德为支撑点，向长城各口进逼，激烈的长城抗战进入白热化程度。
　　3、激战喜峰口
　　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下野，何应钦继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面对日军的进攻，何应钦采取消极防御政策，调傅作义防守独石口，以中央军徐庭瑶的十七军进驻古北口，以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布防喜峰口。另外，以孙殿英的部队驻守多伦，来牵制日军的后方。面对中国军队的一字长蛇阵，日本军队采取了重点进攻的政策，首先进攻长城险要关口——喜峰口。
　　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段隘口，古称卢龙塞，口关周围是一片低山丘陵，海拔高度由南向北逐渐升高至1000余米，地形突兀，交通困难。由滦河流水侵蚀所形成的谷道使之成为南北往来的天然孔道。喜峰口关左右高崖对峙，地形险要。这条路径向来是从河北平原通向东北的一条交通要道。1933年3月9日，日军关东军第十四混成旅团和铃木混成旅团、伪军近三万人，向喜峰口发动猛攻，原从热河退居这里的东北军万福麟部和日军短暂接触后即行溃退。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一Ｏ九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接替喜峰口和宽城东北军万福麟部阵地，为策应王长海团喜峰口的防御，另派仝瑾莹团进驻潘家口、龙井关一带。此外在喜峰口腹地撒河集结部队以备不时之需。就在中国军队于喜峰口交接布防之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喜峰口外东北部制高点，日军炮兵开始向我军阵地和后方展开猛烈炮击。为解除敌军对我阵地的威胁，守军团长、营长亲自率领部队进攻东北部制高点，双方在喜峰口东北的制高点呈胶着状态，阵地几易其手。此时敌骑兵已经占领了董家口，形成了对喜峰口的严重威胁。为解除威胁，赵登禹连夜派二一八团一营长王昆山率部从铁门关出长城北偷袭白台子的敌人，派二一八团二营长孙氏鑫率部出潘家口，经蓝旗地渡河偷袭蔡家峪的敌人（《唐山文史大全·迁西卷》将孙氏鑫写为“孙儒鑫”，不取）。两支偷袭部队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攀爬过悬崖峭壁，出其不意攻入敌营，打得敌人胆战心惊，“我五百铁汉如从天降，出其不意，潜登山头，挥刀猛砍”，“此役计毙敌500名以上，夺到机关枪10余架，我伤亡士兵百余名”[7]。这次袭击破坏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偷袭部队虽然因为敌人步兵炮兵骑兵联合攻击而退回，但初战告捷，鼓舞了士气，打击了骄狂的日本侵略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3月10日，日军进攻的重点转向老婆山。老婆山，位于喜峰口长城内侧，是喜峰口长城东北的最高点，赵登禹旅长的指挥所与之一山之隔。日军遭我军偷袭损失惨重，为了报复“（日军）不等天亮，遂以炽烈炮火掩护步兵3000余人，向我喜峰口王长海团东侧老婆山阵地猛攻，我军官兵拼死应战，敌人炮火一时间异常激烈，其步兵攻至我阵地前方，进退不下五六次。同时敌人又集中炮火掩护其大部分兵力向我王长海团西侧松亭山高地及小喜峰口阵地猛攻，我东西两阵地均受敌之炮火猛烈压迫，伤亡极重……我部再次展开与敌肉搏”[8]。同时我军“乃用沉着诱敌战略，离开战壕，埋伏在峰峦幽僻处，以避其锋芒，3小时未还击，敌以为我军大部被歼灭，乃继以步兵冲锋而上，天色黄昏，黄沙扑面，硝烟弥漫。我军乘敌炮火暂停之际，迅速返回战壕，待敌距战壕几十步时，以手枪为号……蜂拥杀出，一声嘶喊，万刀齐挥，与敌血肉相搏，战斗异常激烈，赵登禹旅长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此役将敌人砍死700余名，敌人锐气受挫，纷纷溃退”[9]。
　　3月11日，我军经过激烈战斗，在松亭山歼敌500人，夺回松亭山高地，敌我双方仍旧在喜峰口附近对峙，但喜峰口附近的制高点仍为日军占领。为了解除这个心腹之患。我军决定再次从东西两路派出奇袭部队。西路分两队，一路从潘家口出发，绕到敌后袭击蔡家峪和白台子的敌人炮兵阵地和喜峰口东北的高地。另一路沿着长城袭击北山上南北杖子之敌，得手后进攻喜峰口东北高地上的敌人。西路两支偷袭部队由于行动隐蔽，顺利到达袭击目标，占领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并歼灭了掩护炮兵的日军。“此役绕攻部队毁敌野炮18门以及铁甲车全部，炮镜、炮栓均被卸回……（缴获）机枪20 余挺，砍死敌官兵五六百名。二一七团三营副营长过家芳手刃敌炮兵大佐，缴获其自卫手枪、望远镜及图囊。图囊中有日军长城作战地图，标注有日军近期作战计划、行进路线、进攻日期、部队番号。此图对后来罗文峪大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
　　东路偷袭部队于11日夜从铁门关出发，进攻白台子附近的敌人，毙敌三四百名，阻断了由宽城来援助的敌人。3月11日、12日的战斗，敌人伤亡3000名以上，敌人的伤亡多由大刀所致，自此第二十九军的大刀名声远扬。全国人民也为第二十九军战绩所鼓舞，以各种形式援助战斗在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3月13日至3月19日，中日军队在喜峰口长城边缘展开拉锯战，双方互有伤亡，日军进攻喜峰口久攻不下。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为了扭转战局，开始改变进攻战略，在猛攻喜峰口的同时，加强了对喜峰口两侧的进攻力度。制定了“中路攻击罗文峪、龙井关；西路攻马兰关；东路攻冷口、界岭口等地”的战略方针[11]。日军除继续调集部队增援喜峰口外，开始向上述长城各口展开猛烈进攻。
　　4、冷口热战
　　冷口关位于河北省迁安市东北32公里处，地势险要。关口之北群山连绵，关口之南丘陵低矮，平原连片，冷口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山海关战役之后，国民政府将商震所部第三十二军布防在经冷口到刘家口与义院口之间的长城地带，以应对日军的进攻。
　　1933年3月4日，日军轻易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的当天，派第十四混成旅米山先遣队抢先占领冷口，直接威胁到滦河以东我军侧翼安全，也使以西各口我军有腹背受敌之虞。3月7日，北平军分会向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发出收复冷口命令，商震派第139师师长黄光华于3月8日率部赶到冷口，于太阳落山时，以蒋纪珂七一七团为主攻，向冷口发起进攻。由于日军轻敌，没有认真布防。我七一七团战士趁此机会如猛虎杀入敌营。砍杀日军上百人，迫使米山败阵溃逃。由于日军最初的进攻重心在喜峰口一带，故长城抗战初期，冷口无大规模的战事。
　　日军在喜峰口一带的进攻遭受重创后，改变进攻方向。 4月7日，日军在大炮、坦克配合下，出动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之四十五联队、第十四师团骑兵部队约3万人再次向冷口发起进攻。
　　如果日军突破冷口西进，则会形成对喜峰口的包抄，出现前后夹击喜峰口守军的局面，为避免这种不利情况的出现，第三十二军七一七团、七一五团的战士依据有利地形和工事，居高临下，拼死防守，付出大量伤亡，挡住了日军的进攻。4月8日，日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对关城两侧进行炮击和进攻。我前沿战士在工事被毁的情况下，依托有利地形，沉着杀敌，日军死伤惨重，始终不能迈过关城。战斗进行到第5天，我前沿阵地士兵所剩无几，营以下军官几乎全部阵亡。黄光华把手里的预备队都用上，仍难以收回失掉的阵地和阻挡日军的攻势。4月11日，守卫在冷口以西白羊峪关城的七二一团三营官兵伤亡殆尽，防线被日军突破，冷口守军后路被日军包抄，日军对冷口守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冷口守军只好撤退。冷口陷落，也直接威胁到界岭口、喜峰口等隘口我守军安全。
　　5、喋血罗文峪
　　日军在重点进攻喜峰口左侧冷口关的同时，还在喜峰口右侧龙井关和遵化境内的罗文峪、马兰关扩大进攻，其中以罗文峪战斗最为激烈。1933年3月16日，日军骑兵部队沿着半壁山、孤山子正面进攻罗文峪，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祁光远团长绕道抢占山岔口阵地，依托长城从侧翼袭击进攻罗文峪的日军，会同刘汝明师长同日军激战终日，击毙日军近1000人，击退正面进攻的日军。
　　3月17日，日军集中步炮兵约6000人，并以飞机20余架从山楂峪侧攻罗文峪，敌我双方在山楂峪短兵相接，呈胶着状态，敌人重兵器无法发挥威力，我军将进攻之敌击退。为攻占罗文峪关口，日军炮兵猛烈炮击罗文峪关口，“崖谷为之变形，但二十九军阵地岿然不动”[12]，刘汝明师长在山口设伏，将炮击后乘机进攻的四路纵队日军击退，并夺回对面敌人山头阵地，紧接着我军又乘天黑之际，偷袭敌人炮兵阵地，敌我双方“激战终日，双方形同拉锯，尤以山楂峪战事最为激烈，阵地反复得失不下十余次，虽然击毙日军吉田少佐，但刘福祥营也有较大伤亡”[13]。3月18日，日军再次出动骑、炮兵混合部队3000人进攻罗文峪和山楂峪。敌人飞机30余架低空盘旋，步兵借机冲锋，“据守罗文峪的祁光远团，血战5小时之久，击退敌军30 余次，毙敌400多人”，傍晚时分，刘汝明师长督率所部在遵化境内各口拼命抵抗的同时，派李金田和祁光远团长从山楂峪左右两侧绕道趁夜偷袭敌人阵地，敌人阵地很快动摇。刘汝明师长抓住战机全线反攻，将罗文峪外围的三岔口、快活林、孤山子、水泉峪、马道沟、刺梅花峪等多处敌军击溃。日军企图以攻占罗文峪关口策应进攻喜峰口日军的阴谋失败，伤亡1000余人，不得不全军撤退。我军为保卫罗文峪、山楂峪等关口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至今在遵化党峪镇还有一座占地58亩的长城抗战烈士陵园，院内安置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于1933年期间内在喜峰口、罗文峪抗战中阵亡的将士墓二百八十余座。此外，还集中埋葬了该战役中壮烈牺牲的该军将士遗骸三十六麻袋，合葬在一个大墓之中。 
　　 6、血溅古北口
　　古北口是山海关、居庸关之间长城要塞，为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拱卫华北的作用尤为突显。日军占领承德后，在重点进攻喜峰口一带的同时，于3月7日向古北口长城沿线进攻。从3月7日至3月9日，东北军一一二师之六三四、六三五、六三六团在古北口一带迎击进犯的日军，“以步枪和手榴弹猛烈还击，杀声震天，气壮山河。在手榴弹缺乏之际，六三六团两个连200余人以石投击日寇，迫使日寇遗尸山谷”[14]。一一二师经过三天激战，重创日寇，将日寇挡在古北口长城之外，但我军损失惨重。
　　为增援古北口守军，蒋介石急命中央军第十七军之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北上应援。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率部首先到达古北口，3月10日开始同日军接战，第二天日军发动总攻，东北军一一二师将军楼阵地丢失，古北口一线阵地被敌人占领，接着敌人以主力向第二十五师右翼一四五团包围，由于失去将军楼友军的策应，该团损失惨重。为了支援一四五团，师长关麟征亲自领兵出古北口东关，战斗中被手榴弹炸伤，仍然指挥一四九团和敌人激战，夺回失去的高地，恢复了和一四五团的联系。3月12日，敌军以重炮和飞机做掩护，向第二十五师阵地发动进攻，战斗更为激烈，官兵死伤累累，杜聿明接替受伤的关麟征，任代理师长指挥战斗，激战中第二十五师通讯设施被炸毁，失去和部队的联系，敌人的先头部队迂回到第二十五师指挥部附近，“除一五Ｏ师河西阵地外，两旅阵地完全崩溃。在溃退中受敌炮轰炸，伤亡惨重，七十三旅旅长梁恺负伤，部队失去掌握”[15]，杜聿明率领第二十五师指挥部撤退到古北口南部南天门一带，收容溃兵，构筑阵地。这次战斗激战三夜，第二十五师伤亡4000人，敌人伤亡2000人，这是长城抗战以来敌人遇到的又一次顽强抵抗。3月13日，中央军第十七军之第二师到达南天门阵地，接替伤亡惨重的第二十五师。由于此前我军的英勇抗击，日军在很长时间内未敢再轻举妄动,但敌人占领古北口长城，敌我双方形成对峙，我军处于不利的形势。
　　4月11日，日军占领冷口后西进。从喜峰口后侧夹击守卫在那里的二十九军，不得已，我军放弃迁西、迁安、遵化一带长城各口，各路日军逼近古北口。4月15日滦东日军西羲一第八旅团、坂本正右门第六师团主力以及满蒙伪军和中村第三十三旅团汇集到古北口附近，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即将开始。日军4月16日到18日进行试探性轰炸，4月20日偷袭了南天门附近的支撑点八道楼子，敌人利用这一有利地形，以陆军、空军向南天门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进攻持续到25日，敌人虽未占领南天门阵地，但第二师苦战五昼夜，其十一团、七团伤亡很大，疲惫不堪，难以再战。4月25日，第十七军第八十三师接替南天门防务。
　　4月25日，敌人集中炮火，并附步兵向南天门附近的421高地猛烈进攻，守军四九七团激战半日，伤亡惨重，被迫放弃阵地。4月28日，日军分三路纵队以坦克和骑兵作掩护，向372、425高地进攻，我军同敌人激战一天，三名营长均负重伤，阵地工事完全被毁，我军出退到南天门附近的预备阵地。“八昼夜的血战。敌人伤亡之大，为‘九一八’以来所少有。而战线仍胶着在南天门附近，殊出敌预期之外” [16]。
　　5月10日，日军以500人的进攻受挫后，第二天　出动5000人向南天门附近的高地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敌机在阵地上反复轰炸，步兵和炮兵联合攻击，战斗形成混战状态，第八十三师“四九四团抵抗至中午，团长魏巍受重伤，团副王兴稼阵亡，士兵伤达三分之二”[17]。我军被迫转入预备阵地。第二师郑洞国部接替八十三师战斗任务。
　　5月11、12日，日军向南天门附近磨石山、大小新开岭、香水峪一带阵地进攻，并以坦克截断我军后方交通，在占领大小新开岭阵地后，乘胜攻击南天门战略要地石匣镇，并利用坦克部队摧毁我方炮兵阵地。我军失去火力支援，战线崩溃。5月13、14日，日军进攻南山口和潮白河右岸阵地，我军被迫撤出战场，我军在古北口失去了有效抵抗，日军占据古北口长城。
　　7、饮恨长城窟
　　第十七军自古北口失守后，从南天门、石匣、密云节节败退，北平岌岌可危。何应钦急调傅作义的五十九军开赴北平，在怀柔以西牛栏山一带，以经石厂、高各店、齐家庄为第一道防线，以半壁店至稷山营为第二道防线，构筑工事准备迎敌，阵地三线纵横配备，阵地前有两道4公尺深的战壕，战壕外埋设地雷，以防止敌坦克，阵地上筑有各种掩体和监视所，掩体之间四通八达。5月21日至24日，敌我双方在这两条战线上数度激战。敌人先后从正面、两侧面，向我守军进攻。正面战场上，“前沿阵地已成一片火海，炮弹落下，沙石乱飞，烟尘弥漫，敌人又一次嚎叫着冲来，此际我十连战士已经伤亡过半……自拂晓战至上午7时，十连只剩下张惠源连长及士兵7人”。敌人前后7次进攻主阵地均遭失败。左侧的阵地上“刀光枪影，血肉横飞，举着小膏药旗的敌兵成了我方战士的目标，几乎无一幸免。敌人的飞机大炮在此时此地完全失掉作用，一场血战，终于把敌人打了下去”[18]。敌人的正面、侧面进攻遭到失败以后，改变主攻方向，绕到我军阵地后侧四渡河高地，袭击我军指挥所，我军预备队三营营长曹自谦率兵痛击敌人，战斗异常激烈，连长魏振海阵亡，敌众我寡。危急时刻傅作义派孙兰峰率领三营援军到达，其中以一个营的军队伏击敌人的骑兵，两个营的军队向迂回进犯的敌人逆击。敌人偷袭不成，损失惨重力不能支，无奈退去。孙兰峰率军接替阵地后，选出500人准备夜袭敌营，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但就在此时何应钦却下令“着全军即刻停战，撤至高丽营”，并同日均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按协定从长城一线撤出，长城抗战结束。
　　三、长城抗战的历史意义
　　1、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废除西方国家强加在其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强国。长城抗战时期，“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就达到6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3.6亿美元，其差距是4.4∶1。日本陆军在数量上虽少于中国，但其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日中空军军力比率是8∶1，海军军力比率是13∶1”[19]，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企图在短期内灭亡中国，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中，没有遇到真正有效抵抗，轻而易举占领了中国东北大好河山，日军侵略气焰嚣张。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在长城各口同日军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浴血奋战，虽然日军凭借优势军事装备占领了长城各口，但却付出了惨重代价 ，日军第一次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长城抗战结束后，日军不得不将军队撤到长城以北，侵略气焰有所收敛。
　　2、长城抗战阻止并延缓了日本侵略华北的进程。“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要占领华北。日本军阀公开叫嚷：华北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日本关东军驻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中也说：“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时期内亦难再行扩大……帝国原料与市场的解决，实不能不注意于进攻中国华北。故华北诚帝国之最好殖民地”。这些疯狂的叫嚣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急于要把它的侵略魔爪伸向华北，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然后以华北为基地，向华东和华南扩张。长城抗战自1933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33年5月底，中国军队节节抵抗，顽强阻击，大大迟缓了日军的侵略步伐，打乱了日军侵略华北的计划，虽然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但日军终究没能越过长城直接占领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长城抗战为中华民国赢得了应对日本步步紧逼侵略的喘息之机，减缓了日军对华北的侵略步伐。　
　　3、长城抗战加速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促使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开始转化，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但由于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以及依赖“国联”政策的影响，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还没有达到高潮，中华民国政府还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日本的侵略方面，而是放在对中共苏区军事围剿上。日军越过长城，加速侵华的军事行动，威胁到了中华民国的生存，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转变对日方针，组织军队在长城一线进行有限度的抗击日军进攻。国民政府的这种军事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长城抗战期间，战地人民参军参战，全国各界人民捐献慰问品，支持长城抗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开始发生转化。中国共产党也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平津与河北……援助并参加前线兵士与义勇军的反日战争”[20]，参加长城抗战的军民超越阶级界限和党派界限，全中国人民共同抵御外虏，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高潮。这种情况表明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主要国内矛盾开始发生变化，中华民族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逐渐上升。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开始发生急剧转化，这种转化为后来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打下了基础，加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注释：
　　[1]《事实月报》1929年出版，第一卷第二期。
　　[2] 《世界现代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312、313页。
　　[3]《滦县文史》第三辑，滦县政协委员会编，第81、82页。
　　[4]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集》第7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72、73页。
　　[5]《长城抗战》，政协唐山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3月印刷，第10页。
　　[6]《承德文史文库·日军侵热与张学良下野》，第1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7]《长城抗战》第38页，政协唐山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3月版。
　　[8]《唐山文史大全·迁西卷》第48页，政协迁西委员会编，2013年1月版。
　　[9]《长城抗战》第38、39页，政协唐山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3月版。
　　[10]《唐山文史大全·迁西卷》上册，第50页，政协迁西委员会编。
　　[11]《长城抗战》第61页，政协唐山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3月版。
　　[12]《唐山文史大全·遵化卷》上册，第20页，政协遵化委员会编。
　　[13]《唐山文史大全·遵化卷》上册，第20页，政协遵化委员会编。
　　[14]《长城抗战》第93页，政协唐山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3月版。
　　[15]《长城抗战》第95页，政协唐山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3月版。
　　[16]《长城抗战》第9７页，政协唐山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3月版。
　　[17]《长城抗战》第9７页，政协唐山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3月版。
　　[18]《长城抗战》第150页。政协唐山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3月版。
　　[19] 中国文化传媒网《长城抗战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2013年4月2日。
　　[20]《冀东革命大事记》第8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