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河儿女的精神家园——我心目中的滦河文化
来源:未知 时间:2015-02-10 09:13:48
这篇文字是学术论文,也是我对这片土地的一篇心灵独白,一种情感倾诉,一份诚挚祝福。
——作者附言
一、人的精神家园与区域文化
人是一种同时具有生物性(物质性)和社会性(精神性)双重性质的生物。生物生命需要物质性食物给予满足,以保证生理生命的生存与持续;精神生命需要精神性营养给予满足,以保持精神生命的生存和运行。物质营养来自粮食、蔬菜、水等,为人提供淀粉、蛋白、脂肪和纤维素。精神营养来自教育、书籍、文物、习俗、传说以及各种艺术性演出与展示。具体地讲,精神家园能为人所提供的精神产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提供精神能源。这指人生目标的确立及实现目标的动力源。曾国藩说:“人生由立志开始,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对于个人而言,这包括生活目标、学业目标、职业目标、家庭目标、社会目标以及人生其他目标。这些目标会产生精神的动力,推动人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行动。其次,提供精神营养。这和物质营养相对,人的精神一如人的生理一样,需要多种营养的补充和保证。这包括情感,如亲情、爱情和友情等人际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各种情感;多种知识,包括信息、记忆等生产与生活行动方式与技术能力等。再次,提供精神规范。主要指人的行为规范,如乡俗民约、行为方式、伦理关系、风俗习惯、婚丧礼数、节庆祭祀等。最后,提供精神休闲园地。包括节庆聚会、民歌舞蹈、戏剧演出、民间杂耍等。所有为民众提供娱乐、陶冶、调剂、休闲内容的活动,皆可归属于此。精神家园所能提供的这些内容,均可归纳为通常意义上的文化。就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文化二字讲的浅,就是人生的花样。我们从里面讲,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法律、经济,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生的花样,都从各自的文化展现出来。”又说:“文化展现在外面的,就是我们的人生。”①所谓“花样”皆由精神家园所提供。
文化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人创造了文化,推动着文化的发展;而文化在满足人精神需要的同时,也在影响、改造、提高着人的素质。正因如此,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以及人素质的提高,整个社会历史也获得了进步与发展。文化对于社会历史的进步作用,更多时候是通过人素质的提高来实现的。文化作为人精神家园的内涵,其发展与传承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着、推进着人素质的提高。第一,引导、升华人的价值观念。在计划经济时期,个人没有发财致富观念,人们都在为“国家”为“党”工作,个人生活费用(工资)由“国家”和“党”那里领取。个人无从“发财”,也就不会有工资之外的个人财产,从而也就没有“投资”和“经营”之类的观念发生。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之后,这些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有了“挣大钱”的白领阶层,有了个人企业主或曰“资本家”,“发财致富”观念迅速地弥漫起来,投资经营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道风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观念,有利于推进社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和进步。第二,培育丰富高尚情感。感情教育首先和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父母以及家庭所有成员的亲热情感。爱的情感是人的基本情感,懂得并学会热爱爸妈以及长辈,是一个人幼儿时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为孩子长大后进入社会而作的基本准备。随着“一孩化”国策的推行,“独一代”已经成家,“独二代”也开始出生。“421”家庭结构的形成与存在,也在多个方面引导、推动着家庭伦理亲情的改变。这种情势下,要求文化更多承担起情感教育,培育、提升人群之间情感关系的升华,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第三,提升生存信念与技能。这主要包括尊重热爱生命,灌输生存信念;教会幼儿生活基本技能,包括吃穿住用等基本生活方式;引导幼儿辨别、熟悉家庭人员关系以及基本的交往准则和礼貌。第四,熟悉掌握新型技术与相应生活方式。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近年来借助于电脑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网络通联方式,日益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交往乃至思维方式。人们愈来愈广泛地介入到虚拟空间,网络传播技术、网络手机阅读等。电脑网络技术的发展,进而直接地影响到学校教育,改变着文字以及多种符号。而这一切都可归纳于文化。第五,学习掌握多种与科学技术相适应的符号标志,在进入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之后,这一点尤其重要。近年来变动最大最多的常用符号大体有这样几类:形体符号,音像符号,电子符号,颜色符号。这四种符号都是记录和表征生活习俗和要求的文化载体。
任何文化在本初的意义上,都源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讨论文化时,两个本源性问题需要首先弄清楚。一是,人们出于什么样的需要创造或形成了文化?这如语言、习俗、行为准则以及行为方式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器物、典章、书籍以及多种艺术形式等等。弄清楚了各种文化形式与人们生活需要的关系,也就在基本方面掌握了文化运动及变化的规律。当今是一个社会生活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探讨、把握人的需要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就成为一个迫切而现实的社会——文化问题;二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人们居住生存的地区之间究竟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明乎此,就会把握文化的根脉即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从而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创造出一方沃土。人们(人群)都生活在一定自然地理区域中,因而满足人们生存发展需要的文化,其发生和发展也就必然地带有特定区域特征。生存在山区、水乡、南方、北方等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文化上虽然有着共同、普遍的基础或共性,但也必然地有着各自鲜明的地方赋予的特征,于是,便有了文化的区域特色,或者说便有了不同的文化区域。不同地区人们的精神家园,在自然的地理的意义上,也就成为我们这里所要论述的区域文化。
精神家园所提供的精神营养,就在事实上为区域文化造就了内涵。精神家园和区域文化不妨看作是展现在空间上的文化内涵与外在形态的关系。存在于滦河流域的各种各类形态的文化,在人生存和生活的意义上,展现在这一家园中的文化元素,便成为滦河文化的内涵与实质性存在。滦河文化内涵就是指滦河儿女赖以生存和发展存在于精神家园中的那些精神财富。这里想要表明的是,精神家园和区域文化是相重叠而又有明显区别的关于文化的两个概念。任何地区只要生存着人群,便都有属于那里居民的精神家园以及这个家园所拥有的精神财富。但是,这一地区能否因此便必然可以称作是一个文化区域呢?答案并不是完全肯定的。这是因为,一个区域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并被普遍承认的文化区域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主要有自然地理的外部条件,区域内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本身发展历史状况的自身条件。这些内外条件可称之为区域文化三要素,即空间要素、时间要素以及自身状况(亮点)要素。一个区域拥有了上述三个要素,便已经成为发育完整、成熟的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或曰文化区域。第一,空间要素,指区域文化地域的广度,也就是自然地理因素。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总是和它产生的地域相结合的。不能和特定而明确的地域相结合的文化,不属于这里所论述的区域文化范畴。区域文化发生和存在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范围,有明确的地理疆域及界限。第二,时间要素,指区域文化时间上沉积的长度或厚度,是区域文化的社会条件因素,这区域文化都有一个发生、成长的时间范围。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发生的社会政治实践就构成了区域文化发生与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区域文化,在时间概念上,应当是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结合。第三,亮点要素,指一个区域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征或特色。一个能够相对独立存在的区域文化,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亮点。有亮点的存在才能使得一个区域文化能够独立于周围区域文化之林,能够显示出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文化亮点也就是所谓特征的存在,构成了区别不同文化区域的标志或标示。
在我个人看来,滦河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依据上述分析及相应条件,考察滦河文化是否已经成为一个发育成熟、体系完备的独立的区域文化?对此,我已经思考了较长时间,回答是明确而肯定的:滦河文化已经构成独立而有特色的相对独立于周围区域文化之林的区域文化。
二、我思考研究滦河文化的简要历程及面临的新课题
2005年1月某日,刘向权会长等多位先生在唐山市社科联孙福成主席引荐下,来唐山对我进行垂询。后来依据这次谈话记录整理出《方家箴言——王子平教授谈滦河文化研究》一文,并先后刊登在《滦河文化研究》以及《滦河文化研究文选(二)》。这次谈话中,我提出并说明了诸如“开展滦河文化研究正当其时、滦河文化的地域界定、滦河文化的三大源泉、滦河文化的内容、滦河文化的基本特征、滦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当代滦河文化以唐山地区为主体等7 个问题②。这次会谈导致我加盟滦河文化研究队伍,真正开始了对滦河文化的研究。如果将这将近10年(2005—2013)的研究看做一个过程,就研究内容和着眼点而言,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已经过去,第三阶段则是我目前正在面临并试图破解的新课题。
第一个阶段,2005—2007年。这期间思考的主要是,如何对滦河文化的时空及内涵作出较为具体和清晰的界定,并初步揭示其精神内核。标志这个时期思考成果的主要是与王书云③教授合作而成的《简论滦河文化》一文。其主要内容有:滦河文化的时空界定、滦河文化的源与流、滦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及精神内核。这是在形而下意义上对滦河文化作出的解析与概括。该文定义了滦河文化,即:滦河文化是指滦河流域人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也列举了其存在形态的四大类别,这一定义为滦河文化做了以下界定:首先,说明了滦河文化的地理范围。滦河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发育成熟的区域文化体系,并立于周边区域文化之林。其次,揭示了滦河文化的来源与形成。滦河文化有源远流长的三大来源,即上中游的游牧及山林文化,下游的农耕文化,以及发生与存在于唐山、秦皇岛等城市的近代工商业文化。最后,在物质的有形层面上,初步界定了滦河文化的内涵体系,这就是“五要素”说。多种“源”造就了滦河文化的多元而丰富的“流”。在表层层面上,滦河文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以生产技术和方式存在的文化形态。包括农业、游牧业和近代工商业;第二,以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存在的文化形态。包括方言土语、风俗习惯、婚丧嫁娶、节令时尚、土特产品、民间工艺等;第三,以科学教育事业存在的文化形态。包括传统书院以及现代学校教育;第四,以文学艺术存在的文化形态。著名的有“冀东三枝花”即评剧、皮影、乐亭大鼓;此外,小说、戏剧、美术等也积累了诸多成果;第五,以历史文物存在的文化形态。包括以历史建筑及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名人存在的文化形态。这些构成了滦河地区色彩斑斓的滦河文化。
这篇文字表明,作为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滦河文化从内涵到外在形态便初步确立了起来,有了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概念。
第二个阶段,2008—2011年。这期间所考虑的问题主要是,滦河文化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如果可以肯定的话,又是怎样结构起来的?滦河文化各主要形态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2007年,我拟定了《滦河文化论纲》,初步回答了上述问题,形成了滦河文化体系概念。后在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于2010年写出了《简论滦河文化体系及其基本特征》,比较全面地提出并论述了滦河文化体系及其精神内核。2010年10月底,我应邀出席滦县滦河文化论坛,在会上作了以此为主题的演讲。之后,我对这篇文章又做了丰富与修改。2011年10月,我授命在滦河文化研究会召开的“第二届滦河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就这个问题做了发言,获得与会者的认同和好评。在这篇文字中,我用文字及地图形式,勾勒了滦河文化流域地理范围、地貌特征、民族杂处、周边四邻、水路交通等属于自然环境及社会人文等状况,由此为滦河文化奠定了一个坚实而厚重的基础。这主要有:首先,地貌多样,产业丰富。滦河横跨内蒙古草原、燕山山脉、冀东平原三大区域。流域内游牧业、农耕业、近现代工商业及山林业发达。其次,多种民族杂处,对于滦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双重结果,一方面,民族交流融合,促进区域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与丰富。另一方面,民族间政治军事争斗频仍,曾经造成区域内社会经济的破坏,也推进了这个区域文化现象的丰厚、繁杂及多样化。再次,滦河流域域内域外交通通达便利。滦河自古就有舟楫之利,据记载,自唐朝开元年间就开始了水运,元朝曾经两次疏通河道,经明清两朝,到上世纪20至3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滦河下游即冀东地区迄今已形成陆路、水路及航空构成的多层次多方向的交通网络。这使得冀东地区能够接世界风气之先,成为我国近代开放最早、影响深远的地区之一。最后,滦河文化拥有多样而丰富的社会历史环境。东向关外,南连津沽,西靠京都,北接内蒙,成为滦河文化孕育和发展的肥沃土壤与丰厚根基。我着眼于滦河流域整体,从流域内居民生产生活及发展的需要出发,将流域内的全部文化现象,看作一个完整而有生命的体系,进行了新的梳理,概括为五大门类,并进而分为干亚类的区域文化体系。这就是:
第一,社会经济文化体系。包括农耕文化、近代工业文化、商旅文化等。
第二,社会生活文化体系。包括饮食民居文化、方言文化、民风民俗文化。
第三,历史文物文化体系。包括区域考古文化、边关文化、避暑山庄文化、清东陵文化、丧葬、祭祀文化。
第四,社会教化文化体系。演艺文化、书院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等。
第五,灾祸文化体系。唐山地震文化。
在这个基础上,我将滦河文化整体的精神内核概括为“刚健自强”。我和王书云教授在《简论滦河文化》一文中对此做了一下概括:
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地区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存或沉淀,其中必然地有一个纵穿历史时间、横贯社会空间的统一精神内核,构成区域文化的灵魂,成为这一区域内人群的精神支柱和引导力量………在艰难困苦中,培育和生长起这一地区人民以顽强抗争求生存为目标、以刚健自强为总特征的艰苦奋斗精神。刚健,说明着这个地区的人们从来不畏艰难,不向困苦低头;自强,则是指这一地区的人民从来是依靠自身力量战胜困苦与艰难,把命运放在自己的手上。刚健自强也就构成了滦河文化的精神内核。这一精神内核在多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得到充分发扬和表现,成为这个地区人民战胜灾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对滦河文化体系思考的过程中,我逐步深入,在文化所依托的物质形体基础上,发现并揭示出物体本身与作为精神——意识存在的文化之间的层次结构,并由此进而对物体性文化形态的层次结构也做了初步解析。我在《滦河文化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2006年)《漫议文化功能及现实形态》(2011年)两篇文章中,以“茶文化”和“长城文化”为例,说明文化的物体形式与精神内核的区别与联系。
先是,我利用唐朝诗人元稹所写金字塔形《茶》诗,做了三层次结构分析。第一个层次是茶。茶是农作物,是人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一种物质产品。第二个层次是饮茶。饮茶是人的一种消费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条件和环境。第三个层次是茶道。人在饮用和品尝茶的过程中所体味到的情趣和享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环境、用具、程序、仪式、心情等主客观因素构成的茶道。茶是饮料,基本功能是满足人解除干渴的需要,但人们在长期饮用茶叶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在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人那里,茶的这一基本功能日益淡化,而满足人的精神、心理需要的功能日益强化,成为一种谴兴抒志的精神消费品。茶、饮茶、茶道三层次中都涵容着文化,但在意味、境界上却也存在着浓淡、深浅、多少的区别。
在文化意义上,长城也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长城的物质形态,即物质长城。长城是人工构筑的物体,无论用材还是修建过程中,都倾注了人的理念和要求,也灌注了人的思想和情感,因而其是文化的承载。第二个层次,长城的社会功能,即功能长城。长城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古人修建长城目的是防御外敌侵犯,是防御性建筑,其功能类似于盾牌或住宅的围墙。第三个层次,长城的精神内核,即观念长城。千百年来,随着长城经历的积累,故事沉淀,中国人民将长城提炼成一种精神,那就是热爱和平。“和平”、“交往”才是长城作为文化形态而葆有的精神内核。长城的这一观念形态,才是长城成为一种精神象征的真谛或根由。与前述同理,长城的三层次所涵容的文化内涵同样存在着差别,但却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机的整体。
第三个阶段,从2012年至今。在初步概括出滦河文化体系之后,我所面临的新课题主要有两个:首先,决定一个区域文化存在的客观因素是什么?区域文化的“区域”如何界定?为什么有的地方可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而有的却不能成立?我发现,区域文化的提出及研究,并不意味着每个地区尤其是当今每个行政区域,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于周边区域文化之林的独立文化区域。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个区域文化的形成和被承认应当具备一定条件,那么这个条件应该是什么呢?包括着哪些内容?其次,构成不同区域文化之间区别的内容是什么?是整体之间的区别?还是部分之间的区别?由此而引发的一个问题则是,区域文化的整体应当是一个立体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如何解析或划分?上述考虑意味着,需要将时间因素引入区域文化研究,实现空间和时间两大要素的结合。对区域文化做平面和立体两个维度的研究,从而探索出滦河文化基础层面上的“亮点”,构建起滦河文化的立体结构。
这一节写出了我个人对滦河文化思考由浅到逐步深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些事情,却也还有更多不明白的问题存留心底。
三、滦河文化的“亮点”是什么
所谓“亮点”指滦河流域内那些具有独特性质和形态的文化存在,能够在周边区域文化乃至更大范围内独树一帜,特质鲜明,意义独特。正是由于这些“亮点”的存在,使得滦河文化能够独立于周围区域文化之林。一个区域文化“亮点”的确立,必须具备一定特征或要素。首先,独有性。其在一定文化区域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被认为属于“亮点”的文化形态,需要在超越本区的更大范围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这种特性。其次,原创性。属于原发性创新。“亮点”的形成与出现是本地区原创,而非移植或复制而成。再次,观念性。体现着一种明确的观念,在历史乃至现实中发挥过或者依然发挥着影响力。最后,可传承性。其外在形态具有可传承性,即使其物质形态被损坏而其内在精神依然流传着。
依据我的了解与思考,可以被称为或者看作滦河文化“亮点”的,在整个滦河文化体系中,有以下六个具体文化形态。它们具备了上述基本特征或要素,成为反映整个区域社会人生理念与追求的高层次的精神存在,关乎着滦河整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理念和追求。这是区域文化的精华,长久发挥着作用。造成不同地区文化相互区别的正是这种文化“亮点”。就滦河文化而言,正因为具有着这样的“亮点”,才能构成独特的区域文化。滦河文化的六个“亮点”是:
第一个亮点,被认为是“东方德源”的孤竹文化。
孤竹国,诞生于商朝初年(约公元前1600年),是滦河流域(主体在今冀东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也是生存发展在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到了
商代中叶孤竹国发展到了中期,标志着滦河流域(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公元前664年(周惠王十三年),齐桓公为救燕出兵伐山戎,同时把孤竹国也灭了。孤竹国从立国到灭亡存在约近1000年,即约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660年期间。孤竹国为什么能够在历史上存在千年之久?这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上唯一实例。由于有关孤竹国的历史遗存稀少,难以通过大量史料或文物确切回答这个问题。但在文化的意义上,下述两个情况或许能够让现今的人们看出某些端倪。
第一个情况是历史的记载。我国历史上在尧舜禅让制湮没之后,王朝政权的更替,或由农民起义推翻,或由宫廷政变所致,少有和平手段取得。这个期间有三个情况表明了孤竹国在政权更替中所奉行的“仁义”之举。首先是兄弟让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老大老三两个儿子,孤竹君想立叔齐为君,叔齐却要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其次,伯夷、叔齐去投奔西伯姬昌,赶上周武王姬发正要出发去讨伐纣王,于是劝阻武王说:“父亲死了尚未安葬,就动起干戈来,能说得上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而杀害君王,能说得上是仁吗?”最后,殷乱平定以后,天下归周朝,而伯夷、叔齐坚持大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这是历史上有所记载的真实故事。历史上多有为争夺王位而兄弟相残的事件发生,而叔齐伯夷却相互谦让,终至一起出走。从中所体现出的面对权力而发生的谦让态度,可见孤竹国内对仁义精神的崇尚,已成风气。
第二个情况是儒家对孤竹精神的崇尚和称颂。从这种崇尚和称颂中,可以看出孤竹国所奉行的“和合仁义”治国理念,给更广大地区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对奉行“和合仁义”理念的孤竹精神,进行了有力的推崇、承续和发扬。在《论语·述而》中,子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古之贤人也。”在《论语·微子》中,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在孔孟经典著作中可以找到不下20处关于夷齐的讲述。孔孟对于孤竹仁义精神的阐扬表明,孤竹文化的“和合仁义”已经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来源之一。
正是因为奉行“和合仁义”治国精神,才使得孤竹国能够延续千年之久。由于儒家圣贤的推崇,影响所致纵横宇内,上下贯穿数千年。即使在当今之世,这仍然有可借鉴之处,营造社会和谐依然是管理国家的重要理念之一。孤竹文化作为滦河文化的首位“亮点”当之无愧。
第二个亮点,以“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的避暑山庄文化。
承德避暑山庄由皇帝宫室、皇家园林和寺庙群所组成。其自1703年动工兴建,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历时89年建成。避暑山庄分四大部分。宫殿区位于湖泊南岸,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和生活起居的地方。湖泊区由8个小岛将湖面分割成大小不同的区域,层次分明,碧波荡漾。平原区在湖区北面的山脚下,地势开阔,有万树园和试马埭,是一片草原风光。山峦区在山庄的西北部,面积约占全园的五分之四,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众多楼堂殿阁、寺庙点缀其间。整个山庄东南多水,西北多山,映照出中国自然地貌的缩影。康熙、乾隆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要在承德度过,清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成了清王朝北京以外的陪都与第二个政治中心。“一座山庄,半部清史”,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与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国家策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重要遗迹和重要文物,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最后形成的历史见证。
我在《简论滦河文化体系及其基本特征》一文中对避暑山庄文化的精神内核做了如下论述:
避暑山庄文化的精神内核为“和谐共生”。筑园取天人和谐,建庙促民族共生④。
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山庄整体构想以及建设中体现的“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山庄整体布局巧用地形,因山就势,分区明确,景色丰富,有鲜明而独特的风格。山庄宫殿区布局严谨,宫殿与天然景观和谐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回归自然的境界。山庄的建筑既具有南方园林的风格、结构和工程做法,又多沿袭北方常用的手法,成为南北建筑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避暑山庄按照地形地貌特征进行选址和总体设计,完全借助于自然地势,因山就水,顺其自然,同时融南北造园艺术的精华于一身。第二,外八庙整体构想和建设中体现的“民族共生”精神。在避暑山庄东面和北面的山麓,分布着宏伟壮观的寺庙群,这就是外八庙。12座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喇嘛寺庙群,是清政府为安抚蒙、藏等少数民族,加强边疆管理而建造的皇家寺庙。乾隆在这里接见并宴赏过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的首领、土尔扈特部首领以及西藏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由于避暑山庄的文化积淀厚重,我国多位清史研究专家及民族文化研究专家倡议成立“避暑山庄学”。学界认为:承德避暑山庄作为文化遗产来说,既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梳理和记录过去,面对现在,展望未来,对任何事物都是必要的。探讨其兴建的社会历史条件,挖掘其历史文物的积存,阐扬其文化精髓,从而运用来为现实文化建设服务,这一切都是“避暑山庄学”应当承担起的历史责任。
总之,承德避暑山庄的园林庙宇建筑,其所体现的“和谐共生”主导思想,在国内同类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是滦河文化中的耀眼明珠。作为滦河文化亮点当之无愧,是滦河儿女的骄傲。
第三个亮点,体现“愉悦传承”生存意识的演艺文化。
对于滦河流域演艺文化的精神内核,我在《简论滦河文化体系及其基本特征》一文中做过如下概括:
演艺文化精神内核为愉悦传承。从辛劳中寻求快乐,苦中求乐;娱乐中教化自己,生生不息。
演艺活动尤其是流行于广大乡村的演艺活动都担负着两大功能:一是给人们带来愉悦,快乐心胸,振奋精神;二是传承祖辈积存传递下来的有关强化生存意志、提高生存能力、培植生存观念的各种信念和知识,是滦河儿女精神营养的重要来源,滋养着滦河儿女。
在广泛意义上,滦河文化中的演艺文化包括上游草原歌舞文化以及兴盛并流行于下游即冀东大地的评剧、皮影和乐亭大鼓,这后三者被称作“冀东文艺三枝花”。草原歌舞文化与整个内蒙古草原上的歌舞文化构成一体,共生共存,不能也不宜分割。因而真正独具特色能够成为滦河文化另一个亮点的,是以“冀东文艺三枝花”为代表的演艺文化。这是一种在滦河下游土生土长的文化形态,其生存和发展都同地区民众的生存、生活、命运息息相关。
评剧是我国第二大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剧起源于100多年前,原名“平腔梆子戏”,俗称“唐山落子”“蹦蹦戏”,形成于河北唐山一带,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其说白唱词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厚,极受农民欢迎。建国后,相继成立了中国评剧院、沈阳评剧院等演出单位,至1985年全国有百余个评剧团体。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国评剧院、沈阳评剧院以及天津评剧院、河北省评剧团、唐山专区评剧团、长春市评剧团、哈尔滨市评剧团、石家庄市评剧团等。这些评剧团活跃在华北、东北等。被称为评剧“顶梁柱”的成兆才(1874~1929),一生编写了120多个剧目,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第一代评剧演员。对于评剧唱腔设计、乐队伴奏乃至导演、演出等方面的发展和完善,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皮影在我国已有千年历史,唐山皮影发源于滦州,盛行于乐亭,其影人、道具用驴皮制成,人称“驴皮影”。唐山皮影是一种有着精美的雕刻工艺,灵巧的操纵技巧和长于抒情的唱腔音乐的综合艺术,是极富地方风味的表演艺术。唐山市皮影团还经常赴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演出。
乐亭大鼓是北方较有代表性的曲艺鼓书暨鼓曲形式,广泛流传于冀东、京、津及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乐亭大鼓以其丰富的板腔、完整的曲式、鲜明的地方特色深受北方地区广大群众的喜爱。2006年5月20日,乐亭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之所以将这三种演艺形式看作滦河文化的一大亮点,其缘由不仅取决于三种演艺形式鲜明的地方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种演艺形式所体现的“生存意识”适应了底层民众的精神需要。强化民众生存意志、提升生存能力,疏散精神压力,就成为“三枝花”的核心理念与使命。《杨三姐告状》《花为媒》等优秀剧目之所以常演不衰,原因或许也就正在这里。
第四个亮点,顺应时代潮流勇于“开放创新”的开滦工业文化。
开滦煤矿是清朝末年洋务运动的产物,在其艰难存在和曲折发展的135年(1878—2013)历史当中,贯彻始终的理念是开放与创新,并依此为核心,带动、推进了唐山近代工业的盛起,从而也造就了唐山这个近代工业城市。
我在《简论滦河文化体系及其基本特征》一文中就开滦工业文化的精神内核所做的概括是“开放创新”:
开放才有开滦,开放是工业力量的源泉;创新才能发展,是工业不断进步的保证。
从历史发展潮流看,开滦煤矿本身是我国清朝末年对外开放的产物,其一经创立便采取了西方工业近代管理制度,在长久经营中奉行着“开放、创新”经营理念。1878年开办的开平煤矿及其后于1906年开办的滦州煤矿,都在开办之初便实行了股份制经营,是我国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之一。开办之后不仅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而且从凿井开始,就聘请了外国矿师和领工,到1952年5月由人民政府接管为止,开滦先后从18个国家聘请了503名外籍人员。1882年后,开滦着手在沿海口岸修建开滦煤码头,装备自己的海上运输船队,先后修建了天津河东、塘沽、营口、烟台、上海日晖、浦东、吴淞、广州、香港荔枝阁、秦皇岛等12处码头。开滦煤矿的经营理念以及由此而兴起的近代工业文化,带动了唐山地方资源加工型工业的兴起,引发、促使唐山城市现代工业文化的兴起,并在全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广泛影响。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开滦煤矿承继和发扬了开滦“开放创新”经营理念,逐步形成全新的发展面貌。现今开滦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正在努力实行以下转变:煤炭生产向煤化工产业转变、煤基工业向煤基服务业转变、工业遗产向文化旅游产业转变、配套装备向装备制造产业转变、传统产业向替代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这些转变将涉及到多种领域如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19世纪80年代中国“洋务运动”中兴办起来的工业企业中,经过一百几十年的演化和淘汰,至今仍然充满勃勃生机屹立在国内企业之林、为中外企业所瞩目者,开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屈指可数者之一。开滦发扬传统的开放式思维,走出国门求发展,实现资源整合全球化。开滦以唐山为总部,转向多区域共同发展。资源扩张取得重大突破,企业持续发展后劲十足。在2008年获得92.6亿吨资源基础上,今年又在新疆、内蒙古、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获得75亿吨的煤炭资源。煤炭主业发展的后劲显著增强。
开滦经营上的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近代工业发展潮流,不断吸纳境内外先进经营机制;而在开采、制造、经营、管理等领域的技术、工艺以及方法的创新,葆有了企业自身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开放、创新”理念构成了开滦企业的强大生命力,并在全国工业领域中发生着巨大影响力。这是使开滦工业文化能够成为滦河文化“亮点”之一的缘由。
第五个亮点,体现勤俭创业精神的“穷棒子社”文化。
1956年,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第二篇《勤俭办社》所写按语中热情洋溢地提到“穷棒子社”。
按语中说:遵化县(今遵化市)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毛泽东还说:“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
体现这种“穷棒子精神”的还有几乎同时存在的遵化县(今遵化市)沙石峪村。沙石峪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素有“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之称。解放后,在党支部书记张贵顺的带领下,勤劳朴实的沙石峪人硬是在石头缝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先后使数百亩荒山变成良田,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沙石峪创业事迹及其所体现的艰苦创业精神,不仅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还传播到国外。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陪同外国贵宾乘直升飞机飞抵沙石峪视察,称赞沙石峪人为当代“活愚公”。
“穷棒子”的事迹和精神,代表着“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一穷二白而不甘屈服。这种精神是在上世纪那个艰难困苦时代诞生,并发生广泛影响的,在当今国家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深刻变化的时期,依然发挥着其历史性的作用。报载,在我国完成的“人类基因工作草图”的“1%项目”中,承担了55%工作量的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暨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简称“北京中心”)的科学家,在平板电泳测序仪上,放着三个玉米棒子,并写道:“穷棒子精神永放光芒!”⑤在这个承担着高端科学使命的高科技单位里,尖端技术与勤俭精神实现了结合,不仅会直接地带来巨大科技成果,而且也会对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发挥出深远影响。人类创造财富和实现社会的进步,要靠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勤劳”,用辛勤劳动创造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再一则是“节俭”,对财富的节俭,对一切资源的节俭。“勤”和“俭”就在两个方向上为人们创造世界指示了方向和途径。
因此,发源于滦河流域、影响深远的“穷棒子社”文化,作为滦河文化的“亮点”当之无愧。
第六个亮点,体现“珍爱生命”意识的“唐山地震文化”。
唐山大地震毁坏了唐山人原有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被地震恶化了的生存环境,使唐山人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导致地震文化的产生。我和合作者⑥在研究地震社会学过程中,也把地震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课题之一。《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新唐山崛起给人们的启示》⑦一书定义了地震文化以及相关概念,论述了地震文化的形态及其精神内涵,对地震文化体系做了初步探讨与论述。依存在形态而言,地震文化形态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首先,物质形态的地震文化。这主要指地震引发物质世界破坏的遗存,依据国务院规定,得以保留的唐山地震遗址一共7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河北联合大学图书馆遗址。再如,为纪念这场灾难而建造的唐山抗震救灾纪念碑、唐山抗震纪念馆以及唐山地震遗址公园等。其次,文献形态的地震文化。唐山市救灾指挥部以及各部门的相关历史档案,河北省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后勤指挥部,唐山市及地区革命委员会和公安、城建等权力组织要求社会组织与公众遵守的一系列通告及命令等。这构成了唐山震后特有的制度形态的地震文化。再次,与地震救灾有关的各类各种出版物形态的地震文化。这主要是指地震发生以来出版的各种书籍、画册、乐曲以及影视作品等。最后,意识形态的地震文化。这是指各种物质形态地震文化中所涵容的灾时心理、抗震精神、灾害观念,人性与情感,地震宣传等。反映这类意识形态地震文化的具体形式很多,包括地震科技,地震灾害文艺,以及与地震灾害相关的丧葬习俗、追悼纪念、乡风民俗等。
对于地震文化的精神内核,我在《简论滦河文化体系及其基本特征》一文中做了如下概括:
地震文化精神内核为“珍爱生命”。救助生命是救灾的根本任务,人的主体精神的发扬,是战胜灾害的根本保证。
热爱生命,强化生命,救助生命,是地震文化的核心或曰精髓。珍爱生命的唯一目的是在救灾重建过程中,发扬人生命的主体作用,从而战胜灾害。这一精神内核要求在地震灾害发生后,树立并强化三个意识:珍爱生命意识、人生责任意识和共同价值意识。
上述与地震文化相关文化形态,其理论的探讨与概括,大都已经包容在地震社会学以及相关著作中。这些内容构成地震文化的理论形态。以灾难中的人为主轴的地震社会学以及地震文化的相应结论,被认为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新华社《唐山大地震给人类留下了什么?》导语中讲了这样一些话:“古今中外,每一次巨大的自然灾难都是以更大的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唐山大地震使唐山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却给全人类带来不尽的精神财富……中国诞生了‘地震社会学’,为解决全球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灾害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成功的防灾减灾范例。”并认为唐山抗震精神“不仅属于唐山,也属于全人类”。
如果从不同角度对滦河文化六个亮点作出分析,会发现这六个亮点之间存在着内涵或性质、空间、时间上联系,是一个完整而相互依存的整体。首先,在六个“亮点”的文化形体及其内涵上,涵盖了作为政治文化的孤竹文化、作为艺术文化的山庄文化和演艺文化、作为经济文化的开滦工业文化和“穷棒子社”文化以及作为灾害文化存在的地震文化,几乎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艺术到灾害的全部社会生活。其次,在空间上六个“亮点”分布于整个滦河流域。山庄文化的发源地是现今之承德市,地处滦河上游;孤竹文化的核心区域是卢龙县,地属现今之秦皇岛地区,而演艺文化、开滦工业文化、“穷棒子社”文化以及地震文化都发生在现今之唐山地区,而且以唐山市为核心。最后,在亮点存在的时间上,从古代到现今,绵延数千年。以每个“亮点”发生的年代计,孤竹文化和山庄文化分别诞生于3600多年前和300多年前的古代;开滦工业以及以“冀东文艺三枝花”为代表的演艺文化,却是发生于100多年前的近代;而“穷棒子社”文化和地震文化则是20世纪前期到中期才发生的文化现象。在比喻的意义上,由六个亮点构成的文化形态整体,就成为滦河文化这条“腾龙”之“睛”,是滦河流域这片壮丽山河之魂,更是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在这片土地上勤劳勇敢滦河儿女之神韵。
四、滦河文化滋养下的滦河儿女
源远流长、富饶丰厚的滦河文化滋养了勤劳、勇敢、智慧的滦河儿女,在滦河流域广袤土地上,繁养生息,千百万来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在滦河流域中,最能体现滦河文化精神的当首推唐山地区儿女的风貌。这是因为,近一百多年来,唐山作为流域内最大的现代工业城市,遭受了太多太重的天灾与人祸。而在天灾人祸面前,唐山人民的抗御灾难的行为,充分生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滦河文化刚健自强的气质与神韵。
(一)唐山地区诞生了众多各界名人,灿烂璀璨。
唐山地区历史上诞生了众多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界的名人。他们当中包括文臣、武将、学人、义士以及文学和演艺等领域的人物。《冀东名人传》⑧一书,收入冀东地区各个时期、各民族有影响的历史人物141人之多。他们当中包括了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乃至近代民主革命时期的李大钊。可谓群星灿烂,辉耀古今。
(二)滦河近现代史上发生过众多重大事件。
这些事件著名而影响深远的主要有:
辛亥滦州起义。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民主共和国的新纪元。滦州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民主革命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滦州起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因滦州近在京畿,起义动摇了清朝军心,大长了南方士气,对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开滦五矿联合大罢工。1922年10月,开滦五矿数千工人同时罢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劳工神圣”“要求经济解放”“打倒一切剥削者”等口号。还以五矿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发表了开滦三万多工人总同盟罢工的宣言,揭露了英国资本家和反动军阀虐待矿工的种种罪行。在全国各地工人兄弟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下,五矿工人继续坚持斗争达25天之久。最后迫使开滦矿务局和直隶全省警务处不得不张贴布告,答应了矿工部分要求。
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3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
唐山抗震救灾。1976年大地震后的唐山人民抗震救灾活动,是发生在滦河区域内的另一场人与天灾斗争英勇艰苦的我国20世纪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
(三)唐山人面对巨大社会变故及自然灾难,以自己的行为,生动体现出滦河文化“刚健自强”的精神。
我并非土生土长的唐山人,但在唐山生活了43年之久,这里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在唐山的43年中,有10年是在开滦马家沟煤矿度过的,在那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后半期,亲身经历、参与了残酷而壮烈的唐山大地震及震后救灾重建活动,得以亲眼目睹了唐山人的精神面貌与英烈行为。这里为说明滦河文化“刚健自强”精神的发扬,写下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面对“文革”造成的社会混乱,开滦矿工急国家所需,挺身而起,于上世纪中叶实现产量翻番。开滦马家沟煤矿是一座建于1908年的老矿,原设计能力为年产90万吨原煤。1970年提出原煤产量按设计能力翻一番计划时,上一年实际年产量120万吨,五年内实现翻一番,是指“四五”计划最后一年即1975年产量达到180万吨。马家沟矿井已达负800—1000米,属于急倾斜煤层,断层多,瓦斯大,开采条件极为困难。提出这一目标时,唐山和全国一样,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混乱的时期,设备无从更新;那是一个大批“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年代,矿工没有奖金,没有补贴,甚至没有加班工资。靠什么完成这个宏伟目标呢?我虽身为大学经济学教师,当时的经济学知识却完全没有破解这道难题的能力。我只有默默地观察和体验现实生活提供给我的一切实际情况。事情的发展让我慢慢明白,马家沟矿工所依靠的竟然是一种“精神”,一口不屈不挠的“气”!让我惊异的是,矿工硬是凭借坚强意志和双手,提前两年,于1973年12月26日,实现了产量翻一番目标。这曾经是当年报刊电台的一大新闻。
体现滦河文化刚健自强精神最为直接、最为动人心扉的是大地震发生后,唐山人奋起救助生命的壮烈之举。从受灾的第一天起,唐山人民就没有把自己单纯地看作灾民而消极地等待救援,地震刚刚发生,第一批依靠自身力量脱险的人们,立即投入了抢救生命的活动。据新华社报道,唐山大地震中有近50万人是通过自救互救重获新生的。《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这部记载唐山地震救灾和重建的专著,翔实而真切地记载了唐山震后人们自行站立起来及自救互救、感天地泣鬼神的情景。
地震时唐山市区被埋压的63万人中,当时就死去的是少数,约为几万人,多数人(约占半数以上),或受重伤动弹不得,或虽能行动,却被倒塌物所挤压,不能自行脱身;还有一部分人,他们能依靠自身力量脱险,其总数约在20—30万之间。
强烈地震过后不久,属于第三种情况的人便陆续从废墟中脱身,而在他们周围,还埋压着亲人、邻居、同志和朋友,这些人还在废墟下流血、窒息,每小时、每分钟都有大批的人在死亡。废墟下不时传出凄厉的呼救声、呻吟声,每一声都撕裂着人们的心。第一批脱险出来的人,立即与原在室外的人汇合起来,形成了震后第一支救灾队伍,唐山人民的自救、互救活动开始了。
当时,仍是黑夜,不见星光,电灯也已全部熄灭。人们奔走、攀登在黑暗笼罩下的废墟之上、瓦砾之间,急切地呼唤着,拼命地扒挖着。人自为战、楼自为战、街自为战,整个城市、每个乡村,都在奋不顾身地从死亡中抢救生命。亲人死了,来不及哭泣,眼泪流向心里;没有工具,就赤手空拳去扒、去抠、去挖、去翻那些断墙残壁、碎石乱砖、破裂的房盖、杂乱的器物。手指扒出了血,仍在扒、扒……被抢救出来的人,重伤者安置在一旁,轻伤者又迅速地投入到救人的队伍中。像滚雪球一样,救人的队伍越滚越大。
到28日上午,唐山人民的自救、互救活动达到了高峰。救人的人,遍布每座楼房、每条街区、每个村落。凡有人出来的地方,就有人投入了抢救人的活动。这时,整个市区投入救人活动的人,总数在20万人以上,人们意气激昂,力量充沛。过午之后,由于饥渴、劳累,加之精神——心理上的打击和折磨,人们渐渐地不支了。然而,整个自救、互救活动并未停止。
现在看这些感人材料,更多是唐山市通过自己的牺牲而为后人提供的历史性经验和教训,但在当时,这里所体现的却是滦河文化精神滋养出的滦河英雄儿女所拥有的“刚健自强”的精神。唐山地震发生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并未结束,唐山人却没有理会什么“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奋力救助所有人的生命。地震文化中所涵容的“珍爱生命”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扬。
抗震救灾与恢复建设过程中唐山人主体精神的发扬,是在更深层次上、更广泛范围内体现与发扬出滦河文化“刚健自强”精神。从那恐怖的一瞬间开始,他们成了灾民。大地震摧毁了唐山人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对于受灾的唐山人民,党、国家和各族人民给予了大规模的、及时而卓有成效的援助。没有这种救援,很难想像唐山人民会怎样熬过震后的那些日子,从而逃脱我国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灾后瘟疫、饥饿、荒乱的厄运。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地震发生后唐山人民始终是进行自救、建设新唐山的主力军。他们在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依然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是自己命运、自己生活的主宰。地面上的建筑可以被震垮,而唐山人民的意志、气概和力量并没有在地震中坍毁。只要唐山人民在,唐山作为一个城市就依然存在着。她没有、也不会从地图上抹掉。这种气概,这种力量,是滦河文化涵养出来的勤劳勇敢、坚韧不拔、奋发向前的优秀品质。矗立在市中心广场的高耸云霄的抗震救灾纪念碑,作为一种象征,它既体现着唐山人民对伟大祖国、对各族同胞手足的感激,也在昭示后代:他们的先辈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造了这座城市。正是这两个方面,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构成了唐山震后历史的精髓和真谛。即从物质上而言,唐山人民在震后第一个10年(1976—1986)中就创造了大量财富。事实上,用于唐山市(不包括中央、省直属企事业单位)恢复建设的24亿多元资金,就是用唐山市在1 979年到1983年5年间应当上缴国家的利润和税收来抵补的,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2014年2月于三平堂
注释:
①钱穆,《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94页,2005年版
②另外的问题是“滦河文化可以成为唐山文化的品牌”。今日看来这表述不够确切。唐山文化可以是滦河文化的品牌,而不能倒转为滦河文化是唐山文化的品牌。
③王书云,河北唐山人,女,教授,曾任职于河北联合大学。
④《滦河文化研究文选》,第11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版
⑤《新民晚报》 2000年10月14日
⑥陈非比,时任地震出版社总编,编审,已退休;王绍玉,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⑦王子平、孙东富主编,《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新唐山崛起给人们的启示》,地震出版社,1996年
⑧王士立、赵振国主编,《唐山名人传》,渤海湾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