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韩愈籍贯问题研究概况及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自新、旧唐书问世，对韩愈籍贯问题就诸说纷纭，纷争不断，至近现代史学界已基本认同韩愈为河南河阳人（今孟州），郡望古昌黎。2000年昌黎《韩氏家谱》的再现，又重引纷争。史学界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评述《韩氏家谱》，考证韩愈祖籍是否今昌黎。本文简要介绍学界关于韩愈籍贯问题的研究概况，并对昌黎《韩氏家谱》《永平府志》《昌黎县志》等记载韩愈籍贯问题相关内容的史料价值及“韩愈祖籍地今昌黎”等相关问题发表个人见解。
　　一、专家学者对韩愈籍贯问题研究概况
　　近代以来讨论韩愈籍贯问题的专著，有孙百急的《韩愈的籍贯问题》，赵毓英的《韩愈乡里辨略》，孙醒的《关于韩愈的籍贯问题》，宋海军的《韩文公家乡考》（南都学坛，1983.01），洪流的《韩愈的籍贯考》（韶关学院学报，1984.02），刘峰的《韩愈故里与韩愈墓》（中州学刊，1984.06），李会典、和富兴的《韩文公河阳人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01），彭功智的《韩愈籍贯考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02），傅全纯、纪思的《韩愈郡望考》，张晓刚、水仲贤《韩愈籍贯考析》（南都学坛，1995.05）等，大都认为韩愈的籍贯应为河阳，即今河南孟州。2000年秦皇岛市昌黎县《韩氏家谱》公诸于世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分别以《河北昌黎发现韩愈家谱》《新发现的〈韩氏家谱〉证实韩愈祖籍在河北省昌黎县》《韩愈祖籍经考证确定在河北昌黎》为题发布消息。李亚忠的《韩愈郡望谈》（《秦皇岛日报》2000.11.4）《韩愈祖籍郡望的昌黎正是今河北昌黎》（《河北地方志》2002年4月）及张玉万的《昌黎，韩愈的故里》（《乡音·韩愈籍贯PK》，2007年第12期）认为韩愈祖籍今河北昌黎。2000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语文》第二册诠释韩愈“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再版后又取消了该诠释。尚振明、尚彩凤撰写《对昌黎〈韩氏家谱〉的考察和朝阳是韩愈“郡望”的确认》（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4）及董宝瑞撰文《昌黎〈韩氏家谱〉辨析》（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4）《“昌黎”之谜》（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2.03）认为韩愈是孟州人，郡望古昌黎（今辽宁义县）。王兴亚、马怀云发表《韩愈籍贯诸说考辨》（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01），张清华撰文《韩愈先祖占籍迁徙流变与韩愈里籍考》（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01）论证韩愈里籍今河南孟州市。
　　纵观现代学界对韩愈籍贯问题的研究成果，近乎是一边倒的结论，即河阳（今孟州）是韩愈故里。
　　二、对昌黎《韩氏家谱》的再认识
　　昌黎县韩营村现存两个版本的昌黎《韩氏家谱》。其一是韩愈第31代孙韩启心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续修昌黎《韩氏家谱》；再就是韩愈第34代孙韩连仲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修昌黎《韩氏家谱》。嘉庆十八年版昌黎《韩氏家谱》是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韩愈第27代孙韩祚昌第五次重修的基础上又重修的，光绪二十三年版昌黎《韩氏家谱》承袭了前一版本的内容。
　　笔者曾于2007年在《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发表《也谈<昌黎韩氏家谱>——与尚振明、尚彩凤商榷》一文，近期，在仔细研读昌黎《韩氏家谱》的基础上，对该文进行了反思，发现文中有许多观点和认识是错误的。比如，文中在“古昌黎与今昌黎”一节，所引《辽史》地理志之内容，是被后世史学界认定为错误的内容。再如，文中对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因广宁县与广宁府重名而将其更名为昌黎县的原因的分析也存在问题。另外，文中对“韩氏旧谱历序，当、秀、休、滉诸人，然世远无稽，未敢知其信否”，将其理解为三国时期的韩愈先祖第一次撰修《韩氏家谱》时请韩当为其作序，北魏时期第二次重修《韩氏家谱》请韩秀作序，唐代第三次和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分别请韩休、韩滉为其作序。有可能曲解了《韩氏家谱》撰修者的本意。其原意可能是韩当第一次修《韩氏家谱》、韩秀第二次重修《韩氏家谱》、韩休第三次重修《韩氏家谱》、韩滉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然世远无稽，未敢知其信否”。这可从清康熙十四年（1675）重修的《昌黎县志》所载《韩愈传》中得到印证：“按旧志，韩当而下，仅载数人，盖以昌黎为韩之始也。厥后载休、朏、滉、皋、琦等，不一而足。以邑人刘固原守从国学得洪洞《韩氏族谱》，遂刻入县志，虽足以侈韩氏之盛要，非实录也。”这里的“旧志”应是指明朝万历或嘉靖年间所修的《昌黎县志》。可能是洪洞《韩氏族谱》“历序，当、秀、休、滉诸人”，明崇祯十五年韩祚昌依此排序为第五次重修昌黎《韩氏家谱》，而实为第一次撰修昌黎《韩氏家谱》。因为根据史书记载，韩当、韩秀、韩休、韩滉根本就不是韩愈世祖，也就更不是今昌黎韩氏的先祖了。
　　无论对“韩氏旧谱历序，当、秀、休、滉诸人，然世远无稽，未敢知其信否”是哪种理解，“当、秀、休、滉诸人”的年代是确定的，都是以“当、秀、休、滉”排序。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的年代是韩滉（723—787）所在的唐代，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根据韩滉的生卒年代，韩滉于787年去世，可以确定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的年代下限应为787年。说明韩祚昌于崇祯十五年秋天第五次重修家谱时，距第四次重修家谱的年代间隔为855年。韩祚昌觉得前四次修谱情况，因年代久远而无法查证，未敢知其信否。这说明第五次重修昌黎《韩氏家谱》并不是在前四次重修家谱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可以说韩祚昌于崇祯十五年修家谱，实为首次撰修《韩氏家谱》。
　　汉以后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朝廷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士族势力进一步壮大，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谱牒昌盛。此时的谱牒成为士族身份的证明、国家任官的依据，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自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使谱牒衰绝。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族谱，因为长期的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或者在逃亡中散失。由于谱牒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再关心，也没有必要重修（《中华文化通志·族谱》上海人民出版社）。北宋以后的许多学者都曾谈到谱牒衰绝的过程。如苏询说，自唐朝衰亡谱牒就废绝了（《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唐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笔丛》庚部卷三九）。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又十分盛行，在某些地方可以说是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韩祚昌于明崇祯十五年第五次重修《韩氏家谱》，其上溯27代至韩愈为鼻祖，年代跨越850多年，从而与其在谱序中提到的唐代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相衔接。试想一下，天下又有谁能说清楚这850多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呢？当然，这种缺憾不是昌黎《韩氏家谱》所独有的。据中华谱牒学研究，自明清以后的家谱，有的为了抬高和标榜家族高贵，很多家谱采用“大宗之法”（家谱修撰中的一种方法，即将家族世系一直上溯到血缘始祖或受姓始祖），动则上溯几十代、上百代，必定以古帝王或名人为先祖（徐建华著：《中国的家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也有些家谱采用“小宗之法”，将世系只上溯到始迁祖或五世祖。相比之下采用“小宗之法”修撰的家谱的可信度应该更高些。
　　昌黎《韩氏家谱》对韩愈世祖的叙述，基本源自《新唐书·宰相世系》（卷七十三，表第一三上）。不过修谱者在《韩氏家谱》之“文公世家”叙述韩愈世祖至 “定州刺史、安定康公均”时，在其后加了一句“徙居昌黎，因家焉，盖为昌黎韩氏之始祖也”，将韩均追溯为今昌黎韩氏之始迁祖。而韩祚昌在谱序中又说：“今按韩氏之族，以昌黎伯为显谱，韩氏者当以昌黎伯为鼻祖。然昌黎伯尚非鼻祖也。先有祖讳寻，由颖川徙昌黎，积德累人，子孙昌大，元孙茂仕后魏，为尚书令。茂生均为定州刺史。均生睃为雅州都督。睃之孙叡素为桂州长史。叡素生仲卿，即昌黎伯之父也”。又将东汉时期的韩寻定为昌黎韩氏的始迁祖。在同一家谱中，先说北魏时的韩均为“昌黎韩氏之始祖”，而又说东汉时期的韩寻“由颖川徙昌黎”。那么，究竟是东汉时期的韩寻还是北魏时期的韩均是昌黎韩氏的始迁祖呢？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自唐代第四次重修《韩氏家谱》以后850多年未再修谱。韩祚昌于崇祯十五年第五次重修《韩氏家谱》采用“大宗之法”，上溯27代历850多年，在“未敢知其信否”的心态下，才勉强排序第五次重修《韩氏家谱》。在此情况下又是怎样知道年代更久远的东汉、北魏时期先祖迁徙昌黎的事情呢？事实上，查证所有能查到的史料及现代研究成果，韩愈先祖既未在昌黎做过官，亦未徙居昌黎。
　　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正史、方志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然而任何一部家谱都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纯客观”事实的记录，所以我们在研究家谱时既不能全信也不可全疑，应该公正、客观、科学地评价家谱的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
　　三、对地方志关于韩愈籍贯问题的史料价值的认识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地方志基本是明清及民国版本和现代版本的府、市、县志及通志等。在地方志中关于韩愈籍贯问题的记述，见有：
　　乾隆《孟县志》和乾隆《河南通志》载有韩愈为孟县人的证据，云韩愈为孟县人。
　　明天顺年间纂修的《明一统志》韩愈传载：“韩愈，南阳人，即今修武县北南阳城是也。”嘉靖《河南通志》载：“韩愈本修武人。修武县东三十里曰南阳县，文公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韩庄，又曰韩村。愈自上世居此。”清雍正《河南通志》纂修者也采用这一观点，在《辨疑》里设《韩愈本修武人》专目，云：“修武县东北三十里曰南阳县，韩文公故里也。居人呼其地韩庄，又曰韩村。愈上世居此……今修武之韩庄有愈墓存焉。愈之为修武人明矣。”道光《修武县志》的《人物志》里将韩愈作为本县人物入志。《舆地志·陵墓》载：“韩坡在青龙岭前，上有一冢，高七八尺。居人传为韩文公墓。”
　　明弘治十四年（1501）、万历二十七年（1599）《永平府志》，嘉靖四十一年（1562）、万历四十年（1612）《昌黎县志》均视韩愈为乡贤，并有文公本传。清康熙二年（1663）修、十八年（1679）续，康熙五十年（1711），乾隆三十九年（1774）《永平府志》，康熙十三年（1674）、同治四年（1865）《昌黎县志》均载明韩愈于今昌黎无关。如清康熙二年修《永平府志》云：“韩文公为邓州南阳人，……苏子瞻（苏轼，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有言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学者之仰文公如泰山北斗，尊之斯亲之，亲之斯效之。以其名而存之曰公亦吾乡之人，庶有劝于后之为学者乎！是或一道也。录《唐书》本传存之。”清光绪五年《永平府志》云：“文公豫产也，其封昌黎伯，盖以门望故。且唐以前之昌黎，非今昌黎也。……文公本传，则削而不登。”
　　以上列出孟县、修武、昌黎三地的地方志关于韩愈籍贯问题的记述，乾隆《孟县志》和乾隆《河南通志》说韩愈是孟县人。天顺《明一统志》、嘉靖《河南通志》、清雍正《河南通志》、道光《修武县志》载韩愈是修武人。明代《永平府志》、《昌黎县志》则视韩愈为乡贤。孟县、修武、昌黎三地的地方志都各说一辞，强调韩愈是本地人。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有其中之一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而另两地的方志所载就一定是谬论了。事实上，明代《永平府志》《昌黎县志》视韩愈为昌黎人，而清代《永平府志》《昌黎县志》通过考证，批判更正了明代旧志的错误说法，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这就让我们认识到任何一部地方志由于受历史的局限性，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地方志所载内容也不一定全部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对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也要用辩证、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不能不加分析、不加判断地随便从地方志中拿出来就当真理、当铁证来用。
　　四、质证韩愈祖籍昌黎之证据
　　长期以来，讨论韩愈祖籍问题的方法无外乎是引史查证，从浩瀚的史料中筛选出相关的资料，用来论证韩愈的籍贯问题。而有些文章所用的材料，即所谓的证据很多时候是需要辩证的。如近期主张韩愈祖籍昌黎说中所涉及的古地名问题就值得商榷。我们以山海关李亚忠先生《韩愈祖籍郡望的“昌黎”正是今昌黎简考》（以下简称为《简考》）一文为例。
　　1、西汉时的交黎县绝非今北戴河西古城
　　《简考》为了说明西汉时的交黎在今北戴河西古城村，在文章开篇引述《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东部都尉治……应劭(汉献帝时泰山太守，约卒于汉献帝建安九年以前)曰今昌黎”及《读史方舆纪要》“渝水源出塞外废瑞州境，东南流至联峰山西，又南入海”。《简考》偷梁换柱，将《读史方舆纪要》原文中的“渝河”换成“渝水”，以让人感觉《读史方舆纪要》中的“渝河”就是西汉时的渝水。请看《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七》抚宁条目内的渝河条下，原文为：“渝河，县东二十里。源出塞外废瑞州境，东南流至联峰山西，一名狮子河，出菱茨蒲渔，为民利，亦名泥蒲河，又南入于海。”实际上关于西汉之渝水在《汉书·地理志》中的临渝条下还有记述，原文是：“渝水首受白狼水，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冯德。”其中的“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是说“渝水首先从塞外接受水源，向南流入大海”。临渝：“渝水首受白狼水，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冯德”，是说“渝水首先接受白狼水的水源，向东流向塞外。还有侯水，向北流入渝水。王莽时叫冯德县”。《隋书·地理志》柳城条注：“柳城有鸡鸣山、松山、渝水、白狼水。”《通鉴·晋纪十八》曰：“白狼水出白狼县东南，北经白狼山。又东北经昌黎故城西，又北经黄龙府东，又东北分为二水，右水即渝水。”《辞海·地理分册》曰：“渝水，即今辽宁大凌河。西汉时，在今朝阳境置临渝县，即因此水得名。”
　　东汉初期并县后，临渝迁移至今抚宁境内。《后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有五城，曰阳乐、海阳、令支、肥如、临渝。1988年3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和2005年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曰：“临渝县，东汉移治今河北抚宁县东榆关镇。”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七》抚宁县条目下的“渝河，县东二十里。源出塞外废瑞州境，东南流至联峰山西，……又南入于海”之渝河即今戴河。查相关资料知，古时将戴河称为渝河，到清光绪年间因沙河流经戴家山头故改为戴家河，民国年间简称戴河。戴河的源头均发源于抚宁县。东源为沙河，发源于抚宁县蚂蚁沟村西北青石岭清河塔寺；西源主流为西戴河，发源于抚宁县北车厂。此渝河而非西汉时渝水。
　　所以，西汉时的交黎绝非今昌黎，更不是北戴河的西古城。
　　2、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昌黎郡绝非今昌黎靖安镇
　　《简考》为了把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昌黎郡强行拽到今昌黎靖安镇，引《永平府志》：“魏并柳城、昌黎、棘城于龙城而立昌黎为郡……即燕之旧都龙城，此又一昌黎也”。作者在这里有断章取义、偷梁换柱之嫌。《简考》所引内容，实际上是清代学者顾炎武《京东考古录》考昌黎有五其中之一。现录如下：
　　汉之昌黎，乃交黎县。后汉属辽东属国都尉，魏齐王正始五年（244），鲜卑内附，复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后立昌黎郡。晋太康二年（281），慕容廆寇昌黎。咸康二年（336）慕容皝自昌黎东践水而进，凡三百余里，至历林口，是则渝水下流，而当海口，此一昌黎也。《晋书》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归之众，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以史考之，当去龙城不远，此又一昌黎也。魏并柳城、昌黎、棘城于龙城，而立昌黎为郡。即燕之旧都龙城，此又一昌黎也。齐以后昌黎之名废。至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更崇州为北黎州，治营州之东北废阳师镇，八年复为崇州，置昌黎县，后沦于奚。辽史，建州水康县本唐昌黎县地。此又一昌黎也。辽太祖以定州俘户置营邻海军，其县一曰广宁。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昌黎，相沿以至于今。在永平城东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
　　稍有一点点逻辑学知识的人都能看出，其中有逻辑概念的并列关系、时间概念的先后关系、地域概念的异同关系，怎么能将“燕之旧都龙城”安在昌黎靖安呢？
　　《简考》紧接着又引光绪五年《永平府志》：“旧志云：昌黎在静安……静安有一碑，自叙其地为慕容都。”然后下结论说：“也即东晋慕容皝所建的前燕国都龙城和北魏昌黎郡都是今昌黎靖安镇。”
　　现将《简考》所引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全段内容录如下：
　　韩昌黎书院条下：“旧志云：昌黎在静安，盖因符（符：韩愈之子）《读书城南诗》为之也。案：文公诗，所谓城南，乃长安城南集中，又有城南联句诗可证，与此地渺不相涉。静安有一碑，自叙其地为慕容都，其中事迹错谬，年代乖舛（乖舛chuǎn：释为错误），不可悉数。夫慕容一鲜卑耳，岂足援之为重？何舍可据之柳城军，附此鲜卑名下哉？”
　　大家看明白了吧，《简考》掐头去尾，断章取义。选开头的“昌黎在静安”，而其后的“与此地渺不相涉”就不提了。选中段的“静安有一碑，自叙其地为慕容都”，而后边最关键的内容“其中事迹错谬，年代乖舛，不可悉数。夫慕容一鲜卑耳，岂足援之为重？何舍可据之柳城军，附此鲜卑名下哉？”就全都舍掉不说了。
　　《简考》稍后又说：“而慕容皝在龙城西北所建的龙翔寺也在今昌黎靖安镇西北10里朱各庄镇孙庄村龙山上的龙山小学院内。……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昌黎郡都是今昌黎靖安镇，而并不是今辽宁朝阳。朝阳只叫黄龙城，而并不叫龙城。所以，2005年评选出的2004年我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将辽宁朝阳黄龙城宫城南门遗址称为是什么‘辽宁朝阳十六国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址’也是错误的。因为朝阳只是黄龙城，而并不是龙城，真正的龙城是今昌黎靖安镇”。
　　首先从考古的角度说，每年评选一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其申报及评选程序是非常严格的。评选活动是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知名的考古专家和学者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上报的材料进行筛选、评审，最后从中遴选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不是非从事考古专业的李先生说错就是错的。
　　我们从考古的角度判断，朱各庄镇孙庄村龙山上的龙山小学院内龙翔寺的始建年代为辽金时期。证据有三：其一，龙山小学西南角曾有一古塔，上世纪60年代被毁，据知情者介绍，在古塔地宫中曾出土辽金时期的瓷器；其二，在龙山小学保存有当年从古塔拆下来的沟纹砖，该沟纹砖具有金代砖的特征，可以确定其最早不过金代遗物；其三，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龙山小学北侧约300米处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址。旧石器文化层之上是辽金文化层，也就是说，龙山小学北侧地层自旧石器至辽金时期并无其他时代文化层，说明在这一区域内没有东晋慕容皝时期人类在此活动的迹象。另外，还在龙山小学东30米处发现辽金砖室墓，也就是李先生在其他文章中提到的所谓“慕容皝墓”。
　　关于靖安镇就是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昌黎郡的问题，我们曾用考古的理论、方法进行过考证，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理由有三：其一，在靖安镇一带曾进行过包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内的多次考古调查活动，均未发现东汉至南北朝的遗迹遗物。其二，通过对靖安一带进行考古勘探也未发现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层。说明该区域也没有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人类长期活动的迹象。其三，事实上在昌黎南部平原地区，就没发现过东汉到南北朝的任何遗物遗迹。200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裴家堡遗址，在辽金文化层之下是战汉时期的文化层，说明，自战汉时期以后至辽金时期，此地无人类活动遗迹。2006年12月，昌黎文保所发掘尖角小学遗址，在辽金文化层之下是商时期文化层，同样缺失东汉至南北朝文化层。
　　事实上，辽宁朝阳早在1979年，就发现了汉柳城位于今辽宁朝阳的铁证。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载：“朝阳十二台营子位于大凌河中游东岸台地上,北距朝阳市12公里。1979年文物普查时在所属的袁台子村与腰尔营子村之间的大凌河东岸发现了大规模的战国到汉代遗址和烧制印有‘柳城’二字篆书板瓦的窑址,在遗址东侧俗称王子坟山的缓坡地上发现有大批的春秋到魏晋时期的墓葬。经考证确认袁台子村北遗址为西汉辽西郡属县柳城遗址”。
　　根据考古资料，辽宁朝阳还发现了大量的隋唐墓志，其中大部分发现有“龙城”字样。
　　如大都督韩府君之墓志称：“君讳暨，字承伯，昌黎龙城人……隋大业八年……葬于柳城西北风神岗南麓” 。
　　张秀墓志：“君讳秀字文才，营州柳城人……贞观九年……葬于龙城西北” 。
　　杨和墓志：“永徽三年……葬于黄龙城南二里”（案此又证明黄龙城和龙城当为一地）。
　　目前，昌黎境内已发现包括旧石器、新石器、商、周、战国、西汉、辽、金、元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及墓葬近七十处，唯独无东汉至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而辽宁朝阳的考古发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与史书相互印证，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昌黎郡都在辽宁朝阳一带。而且，这一结论早已被学界及世人所公认。
　　
　　（石守仁，昌黎县文物管理所副研究馆员，河北省滦河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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